郑也夫:新父朽败之由来——与应星商榷

作者 | 郑也夫   发表时间 | 2010-02-07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郑也夫 

在诸多问题上我倾向于从制度而非文化上寻找原因。而在认识一个当下最丑陋的现象,最失望的情形时,神使鬼差,我转向了文化和人格。

友人将应星载于《文化纵横》2009年第4期的文章“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传给我。读后有感,话分两头。首先是欣慰异常,感吾道不孤。且看我俩的共识。

2008年我接受中华儿女记者的采访,对话发表在该杂志200810期上。记者问:据您的观察,这些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答复:“很简单,就是堕落,堕落得一塌糊涂。堕落的原因也异常简单,社会把更多的钱放在那儿让他们去抢,他们不再干别的,专心去抢这些蝇头小利。之前没那么多钱,收入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能为底层人民代言,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多,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状态完全变了。……把公权变成私利,这叫腐败。但奇怪的是,一个学术机构,管不了几个人怎么就腐败了呢?是权力机构帮了忙,给了学者们一笔钱让他们去抢,去竞争。为什么给这个钱呢?非常耐人寻味。这始于90年代初期,此前社会上老攻击有权的人容易腐败,有权的人就想了:怎么老攻击我啊?给你们点糖果,把你们嘴堵住,让你们也腐败一下,省得你们老攻击我们。怎么不把钱给全国人民?全国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学术界的人是能喊叫的少数人。……别说好听的,别说多一些钱能把科研搞得更好。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钱越多科研反而做得越垃圾。这就是学术腐败的由来。……整个(学术界)群体变得越来越无聊、无思想,很多人不读书,身为文化人拿着国家的薪水以及昂贵的课题费,毫无贡献。这种状况就是腐败。……狭义的腐败是违反规则。假如是狭义的腐败,其实比较好治理。而学术界的腐败,法律管不了它,申请课题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堂而皇之,感到很荣耀的。我有这么多课题,说明我贡献很大吧,然后这课题做得很垃圾,然后就结账了。反正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靠不诚实劳动捞取大量钱财。再有,学术界没有建立起透明的评价系统。我不叫公正的评价系统,什么叫公正,大家会有争议的。我就说透明,我觉得透明才能帮助我们走向公正。”

应星在其文章中说:“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

我们都看不上现今的学界领袖,都痛斥学界的腐败堕落,都指出它始于九十年代。他对学界堕落的勾画更细致,我则更露骨地指出用糖果堵嘴是掌权者的刻意用心。读者可以想见笔者相遇知音的喜悦,特别高兴的是与我共识的是一位后生。“先生”的称谓是学界中的流行敬语,通常不计彼此长幼。我之所以抛开敬语,是为了正视事实,对号入座:应星是1968年生人,他在批判上一代人;我是1950年出生,77届的大学生,79级的研究生,刚好在应星笔锋所及的年龄段中。

接下来我提出的不同意见正是针对应星对代际特征的描述,特别是将学界的很多问题归结为代际特征。

应星讨伐的是“新父”。他在文末解释:“我所谓的学界新父,指的是占据体制主流地位的学人。”我在讨伐“新父”上与他不存异议,对所谓“新父”也是不敢恭维的。但是我不能认同的是,他将“新父”等同于“新三届”,将其劣根性归结为一代知青的早年经历。他历数“新父”们“败朽”的身世因果:“是吃狼奶长大的……先天的营养不良……早年的曲折……早年在底层的混迹……”毫无疑问,“新三届”的主流是知青们。当他将“新父”和知青挂钩后,将“新父”同“新三届”挂钩就是逻辑之必然了。他这段话“当年的‘新三届’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开始在学界开疆拓土的。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他们做成了今日学界的父亲”显然是不通的,难道“新三届”全都成了今日学界的父亲不成?明白了应星的思想脉络就会认为,这不仅是行文不周,他是将“新父”及其本质的缺陷等同于新三届的。他的浅显的语病在于:并非新三届都成了新父,只是其中一小撮人成了新父。语病后面的问题还在于:新父也不都是新三届构成的,还包括新三届之后的学人。第三层问题:即使新三届是新父的主流。问题还没有完;资历及与之相关的年龄从来都是权力的基础之一,新父的这种构成——新三届是其主流,可能是特异的结局,也可能是正常的传承,这是需要细致分析的。一句话,将“新父”等同于某代学者,将其发迹和病因归结为他们早年的经历,是有问题的。

“吃狼奶”在应星看来是知青一代和其后几代人的差异。“狼奶”一词很含糊。如果说它仅指“阶级斗争的说教”,1977年是吃狼奶与否的分水岭。而除了“阶级斗争的说教”,我以为从1949年直到今天几代学子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变化不大。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搞了六十年。抵制家乐福事件发生后,我和我的研究生开讨论会,我问:“如果你想做个清醒的,而不是糊涂的爱国主义者,请告诉我你的爱国主义的支点是什么:是方块字,是中华美食,是朝廷,是政治制度,还是什么?”他们回答不好,也无力为抵制做出像样的辩护,可是其中近半数的同学曾赞同抵制。这种思想上幼稚,行动上生猛,不是颇有“狼奶喂养”之嫌吗?一句话,我以为在“奶水”——政治思想教育上,几代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才应该是令我们震惊,催我们警醒的。

应星说:“他们常常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线。”我理解他笔下的“他们”既指“新父”,亦指“新三届”。我不明白“做人的底线”指什么,五十年代初叶洗脑筋时揭发好友,乃至卖友求荣,是不是逾越了底线?“对学术真正的敬畏”我以为就是珍视学术的独立性,就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而“缺乏对学术真正的敬畏“,我以为不是某一代中国学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中国学人,乃至中国文化的通病。因为我们民族太实用主义了,太重功利了。费孝通曾自述:他学术上的唯一动机是经世济民。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这是很遗憾的。他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另一个学生、他的同学利奇争论过,他说他的旨趣不在于认识文化的普遍规律,只在于寻找中国的富裕之路。他还说过,有一段时间他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弃社会学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热爱,为学术而学术的话,不允许做、没有用途,仍然会坚持做,不能为社会做,可以为自己做。上一代的学术泰斗尚且如此,遑论那一代中其他人。你可以说,新父岂能和费先生相比,前者功利在国,后者功利在己。我不会看不到两者多方面的差别,但哪一种功利关怀都不意味着“对学术真正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有通病,无代沟。也可以说功利之心于今为烈,却不能说它只是某一代人的特征。

应星将其文章中的一个主题——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归结为一代人的经历,他说:“他们早年的曲折和进入学界初期的困窘使他们急于寻求补偿。经历了饿其体肤的记忆、上山下乡的磨洗和‘脑体倒挂’的尴尬后,而今常常表现为对权力的迷恋和资源的贪婪。”我以为,腐败的原因是最不应该从代际特征中寻找的。腐败之滋生是跨越民族,跨越时代,跨越出身,跨越履历的。腐败的原因在于权力的诱惑,腐败的多寡在于对权力监督之有无与严宽。对“新父”乃至官场中不同年龄段的成员做个腐败的比较研究,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究竟有无差别。我的预判是,不会有实质性差异。

“新父”之构成、狼奶之喂养、对学术的敬畏、腐败之猖獗,这四个现象都不是某一代人的特征,不是某一代人的特征所使然。我对“新父们”没有任何好感,对其中的主流——我的同龄人们同样如是观。但是我不能同意以上四现象的主要成因是代际特征。我同意学术水平和每一代人的经历有直接关联。但是又认为好牌不都在新生代手中,因为改革开放后的教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残酷的科举竞争,极端的功利追求,都极大地扼杀了兴趣。而兴趣几乎是治学中最紧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微观的事实应星说的不对。他说:“他们少时追随太阳时,舍我其谁的骄傲。”我是七七级的大学生,七九级的研究生,最终走上学术道路的同学们昔日相知甚深。我的感觉是,在“追随太阳的时代”,我们中怀有“舍我其谁的骄傲”的人很少。那个时代受挫失意的人大大多于骄傲的人,而怀有“舍我其谁的骄傲”者大多是两种人。其一是京城的高干子弟。他们中走上学术道路的可称凤毛麟角。我曾对此作过分析:自青少年时代起,他们面前就有太多的诱惑和机会:权力、金钱、色情,他们很难钟情于思想和学问。其二是文革中风口浪尖上的人。性格从来是社会角色分工的基础。实践者常常弄不来学问和思想,思想者和学问家也常常拙于实践。最终走上学术道路的,鲜有文革中的活动家。运动中的边缘人、旁观者却怀有“舍我其谁的骄傲”是不多的。由这一事实展开。和我一同走上学术道路的多数同学,当年在政治观和社会观上是享有很多共识的。大家憎恨专制,厌恶腐败。三十年来最令我悲哀的事情不是这期间的大小事件,而是当年的同学大多已经不再怀抱当年痛斥腐败时的理念,自身在相当程度上全面拥抱腐败。一个社会中腐败的最有力的批判群体,在短短的十年间自己成了腐败者,我们能不震惊?对社会之希望又寄托何处?

新父中的多数与我是同代人,他们的堕落,对我的冲击绝对不下于对应星。我和应星同样,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只是我们的解答不同。当年新三届人是真情投入地痛斥腐败的。我只好这样解释同学和同仁们的蜕变。我们当年说着同样的话语,一些人话语的基础是一种理念——社会公正;另一些人的话语其实没有根基,他们不过是偶然借用流行的词语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其实憎恨的是我为什么跌落到社会下层。他们连背叛昔日的理念都谈不到,他们只是嘴上说过那些话,一半是愤恨一半是时尚,他们心中其实没有理念。新父不过是先锋,今天堕落的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其急速堕落帮我解开了一些长期不解的谜团。为什么泱泱大明可以任满清一彪人马摧枯拉朽,多数士大夫俯首称臣?为什么五十年代的洗脑顺风顺水,很多被洗者在三、四十年代曾经是民主的斗士啊?为什么反右运动后大多数右派分子都顺从认罪?我们不是一个有信念的,坚守信念的民族,而是一个极端实用、高度功利的民族。冷战时代,我们有过一个俄国和东欧的东正教会那样的顽固抵抗世俗意识形态的群体吗?我们的民族品性,几百年来在遭遇刀剑、牢狱、大批判、课题费时,一以贯之地演出了降清、顺奸、认错、腐败的曲目。我这里甚至不是贬义,而是中性地谈论我们民族的品性。没有刚性的理念,身段便格外柔软,易于繁衍、膨胀、发达,这不就是达尔文说的适应性吗。大家是适者,唯说破这番道理的侏儒非适者也,不出局也该靠边。

我和应星在看待新父上认同。在认识新父的成因上有很大的分歧。我曾经也厌恶我的学术父辈的嘴脸,且认为他们退出舞台后情况会好得多。现实使我早早地放弃了当年的认识。我这里寻找到的竟然是这样一种令自己震惊的解答。在诸多问题上我倾向于从制度而非文化上寻找原因。而在认识一个当下最丑陋的现象,最失望的情形时,神使鬼差,我转向了文化和人格。为什么不继续在制度中找答案。其一,本文的出发点不是在讨论制约权力的手段,而是在讨论良好制度未臻之际,权力的批判者们为什么一瞬间便与权势者同流合污。其二,我想不明白,以今日知识界之状态,制度革新的推动力来自何方。来自双方的博弈?强强结合使腐败扩散,博弈双方已结成一体。我是个不可知论者,这一性格底色使我对自己的解答没有充沛的信心。希望应星先生——称呼随语境而变,是跳出论战的时候了——和其他朋友不吝赐教。

载于201027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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