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种教育体系能够毁掉所有人”

译者 | apple1123   原作者 | Anthony Grafton   发表时间 | 2012-05-29


文中对《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进行了评述,同时也加入了作者对于大学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其中,对于一些热点问题的探讨,如大学的学费、学生上大学是为了就业吗、传统的保留以及教和研的关系处理等,都值得引起关注。

贝蒂格·拉贝尔(Betty Grable),右上,在1955年电影《惊龙攀凤》(How to Be Very, Very Popular)

德尔班科认为现代大学仍然遵循古老的方式,做着一些传统的工作。在课堂内外,在与其他学生的闲谈中,在图书馆的聚精会神的读书时,火花一直在以一种无法言说的方式传递,有时一个年轻人或全班突然看到一首诗或者一件艺术作品以一种新的方式闪光。尽管德尔班科主要从知识上而不是道德上研究当代大学,他同样指出,大学仍然成功地教给了学生职责的含义,这让少数学生,尽管不是大多数,选择了服务他人但收入微薄的职业。

1.

许多年前我问过奥托·诺伊格鲍尔(Otto Neugebauer)在一战前的奥地利所接受的教育,他是一位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开创性的史学家,以全面的历史知识和对于非常难懂的文字的编辑解释而闻名。这些难懂的文字包括数学、天文表和天宫图,以楔形文字、希腊文或是拉丁文手稿等来源和形式保存。(诺伊格鲍尔晚年精通衣索比亚语,撰写了衣索比亚天文和历法的深入研究著作)。

我期待他会谈一些有关高中老师的温暖回忆,如同另一位伟大的流亡学者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回忆录一样。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可爱的学究”在柏林教他希腊语的故事(这位绅士在课堂上责骂他,因为他没有发现一篇希腊文中的一个逗号的位置错误,而他自己很久之前针对那个逗号写过一篇文章)。然而,诺伊格鲍尔说他讨厌高中。他解释说,他是因为参军才拿到毕业证,随后他在意大利前线当了多年的炮兵。直到战后,他去读了大学,才开始从事高水平的工作。

得知诺伊格鲍尔曾经也是一个不那么出色的学生,令人非常吃惊。要知道,他的关于古代科学的才华横溢的高水平讲座曾打动了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费曼并不从事人文学科研究。但我更惊讶的是,他继续解释说他在德国和美国的一些高校里有过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从中他总结出一条关于教育的普遍原则,他认为自己的经历是对这条原则的完美诠释。我问他为什么。他笑了笑,说道:“没有一种教育体系能够毁掉所有人。”

近年来,我经常回想起那次谈话。如果三十年前诺伊格鲍尔向我讲述他的故事时,教育的本质和四年大学教育的作用还能得到肯定,如今它们已是广泛而过度的争论焦点,在杂志上、在博客和管理公立大学院校的政治机构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人热情地承认和挑战辩论双方的价值,表示他们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但同时对于实情知之甚少。它们有时让我怀念诺伊格鲍尔的确定的理解,就是教育的功效始终是个迷。

认为大学影响深远的看法虽含蓄但普遍存在。它统治了中上层社会的家庭策略,它为那些提供无意义和不准确的大学评级的杂志赢得了买家,为大学辅导员提供了收入,同时维持了校友忠诚度(30年前另一位教授告诉我,遗传学即命运,当我们考虑我们的孩子要读哪所大学时,我们就意识到因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已经让他们失去了一些机会)。最重要的是,它使得成千上万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每年投入大量的金钱。

认为大学不重要的观点也同样普遍存在,它回响在昏暗的美国的公众演说厅。当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批评奥巴马总统试图确保尽可能多的美国人读大学的做法,谴责大学是势利而脱离现实的机构,并且不断将左翼思想灌输给年轻人时;当亿万富翁皮特·泰尔(Peter Thiel)为愿从大学辍学、试图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尖子生们提供奖金时;当作家认为高估了大学教育对工资的增值作用,认为美国对选择性招生的关注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的实用价值这一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时,我们时常听到这一观点。这些人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宣称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幽灵世界,其做法和观点让普通的美国人感到很陌生,其知识和实践上的效益都少得可怜。

辩论双方都明白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经济基础上。自从70年代末为通过加州第13号提案进行的活动,各个州的州长、大学董事和选民们已经改变了旧观念,之前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所有人都应该付费的一项公益事业。在经济繁荣的90年代和新世纪,私立大学飞速发展,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深影响了许多捐赠基金。许多受托人和管理者已经失去了信心,不再认为未来的经济扩张能够为现有的开销和借贷提供资金。虽然一些大学还能收到大笔的捐赠,但这已经越来越少。大笔的政府奖励也越来越少,因为政府减少了对科学研究的支持。

私立和公立大学都紧紧抓住并年复一年地提高控制范围内的唯一收入来源——学费,以至于远高于通货膨胀率,更不必说十年都未见增长的家庭收入。少数有钱的大学宣传称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于家庭收入20万美元以下的学生提供帮助。而在他们之前,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停止要求学生们领取任何贷款)。在2010年大选之前,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尝试过促进佩尔助学金的联邦计划,虽然最终总统的目标几乎没有实现。

然而,大多数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已经通过借更多的钱支付了这些增加的费用。在这一点上,现在和以前的学生为学业承担的债务比信用卡债务或汽车债务都多。但是,许多人毕业后并没有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传统的像法学和医学等赚钱的职业也不再保证一份阶梯式增长的高收入。多年来,长春藤盟校毕业生一直像饿汉扑向面包一样涌向金融业,但这类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数目也大不如前。长期来看,消费者将不会愿意提供资金给一个让他们背负债务而提供很少看得到的财富收益的系统。重组或一些更大的变动将要发生。

2.

在这些情况下,观察家、参与者和教育者们对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开始进行思考也就不足为奇。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是一位美国文学的著名学者,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在《大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他的书简要清晰地概述了高等教育目前的不稳定状态。作为一名有公益精神的人文学者,德尔班科荣获2011年度国家人文奖,他不沉溺于辩论和攻击该领域中许多其他观点。他为美国大学的现状和可能进行的改革而欢呼。

与很多英语教授最近的著作中研究了高等教育的问题的方法类似,包括著名的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Christopher Newfield)和弗兰克·多诺霍(Frank Donoghue),德尔班科提供了一种溯源的或历史的方法。他从起源开始追溯美国大学的历史至今,即从中世纪的牛津和剑桥建立的大学系统开始,发展到现在有超过四千所大学院校招收大约两千万名学生。

德尔班科的概述,虽然简短,但是清晰而信息量大。他回顾了高等教育经历的不同阶段,从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初期的小型学院,到改革时代之后大型的教育机构、研究型大学。学生从早期的全男性、白种人,到现在的多性别、多种族和多文化。课程发展从早期要求所有的学生学习经典名著、数学和道德课,到现在可供学生选择的大量选修课目。他认为,在这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学院既得到改善又被破坏,这一观点合理而中肯。

现代大学的历史学家习惯性地将十八、十九世纪的学院描述成相当愚昧的地方。地方小,工作负担过重的职员在教学上生搬硬套,与科学或人文学科的先进思想脱节。就像1853普林斯顿的故事在当代重演,学生关注的不是希腊文或数学,而是 “计算机会”(即在课堂上被叫到的机会。当它出现时,他们准备好了)。以前的考试是管理无力、内容随意,如今作弊盛行,死记硬背者为那些不能努力学习来通过考试的人提供帮助。学生们不再因为知识上的问题激动,而是因为一些难忘的恶作剧,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们在美国特拉华和拉瑞腾河将P·T·巴纳姆的油漆的“汽车巨人”沉没的事件。

难怪1869年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坚持将学生从陈旧的要求中解放,通过一个包含数以百计选修课的新体系来发展他们的兴趣。这是让大学教育跟上潮流和吸引19世纪后期的研究型的新教师,同时将学生当作成年人,把他们从被动的听者变为主动学习者的唯一方法。

近年来,卡罗琳·温特勒(Caroline Winterer)和其他人已经表明,老式学院并非如艾略特等改革家所说,实际上是学术上非常活跃的地方。德尔班科同意这一点,并指出,规定的统一课程使学生同时学习多门学科,这远在跨学科成为一个名词,更别说是一个术语之前。而对于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等见证者所抱怨的老式学院进行的无果的传统和实践,也为许多学生提供了去追寻真正的学术兴趣的机会。例如,大学培养了众多废奴主义者, 250个废奴主义领导人中几乎有80%的人上过大学,当时整体上只有不到2%的人口这么做。显然,南北战争时期的学院或者让男孩思考时代的大问题,或吸引想这样做的男孩,或者,最可能的是二者皆有。而且,就德尔班科而言,高校存在的一个伟大目的,不是帮学生为就业做准备,而是点燃他们的思想。

但德尔班科也做了进一步论述,和大学历史学家朱莉·鲁本(Julie Reuben)和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等人一致,他发现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纪念堂里记录着哈佛大学在内战中的阵亡名单。老式学院不仅教授学生知识,而是对学生进行培养。它们依照苏格兰学院(它的重要性未引起德尔班科足够重视)模式教授学生道德科学,让他们意识到有义务为社会服务,这个社会已经让他们舒适地成长,让他们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尽情吸烟、喝酒并享受兄弟情谊。

“哦,爸爸和妈妈付所有账单,我们享乐”——摘自欧文·约翰逊(Owen Johnson) 的《耶鲁的斯托弗》 (Stover at Yale)一书,插图由弗雷德里克·R·格鲁格(Frederick R. Gruger)绘制,耶鲁大学出版社,1912

这种训练并不总是有用,但是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欧文·约翰逊的《耶鲁的斯托弗》中,虚构的本科生都渴望过一种让母校引以为荣的生活。耶鲁大学及其姐妹学校的一代又一代学生愿意为国家战斗和牺牲。而正是对道德教育的强调,使得像普林斯顿大学的詹姆斯·马可科时(James McCosh)的传统学家反对哈佛大学的艾略特的观点,认为应该保留原来的必修课程。即使是在二十世纪,老式学院的学生还在学习道德教训,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仍是十八世纪创建者的古代神职理想主义的继承者。

对于德尔班科,学院灌输给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的男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激励他们从整体上改变美国社会,尤其是改变自己心爱的母校。耶鲁曾是好几代“达里恩镇的雅利安人”所栖身的天堂。二战后,耶鲁学生主张准许犹太人、天主教徒、美籍非裔男性入学,后来还主张招收女性学生,此时的耶鲁男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母校。

有时,德尔班科认为现代大学仍然遵循古老的方式,做着一些传统的工作。在课堂内外,在与其他学生的闲谈中,在图书馆的聚精会神的读书时,火花一直在以一种无法言说的方式传递,有时一个年轻人或全班突然看到一首诗或者一件艺术作品以一种新的方式闪光。尽管德尔班科主要从知识上而不是道德上研究当代大学,他同样指出,大学仍然成功地教给了学生职责的含义,这让少数学生,尽管不是大多数,选择了服务他人但收入微薄的职业。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德尔班科看到真正的大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威胁。在研究型大学,热情有效的本科教学没有威望,没有收益,也没有长远的前景。一个强调对所有知识领域进行转型的科学管理理念,把传授知识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人道主义者的学生没有进步——查尔斯·梅伊(Charles Mee)曾改编戏剧《巴克斯》(The Bacchae),他是一个优秀的悲剧作家,但是你不能把他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希腊悲剧诗人)混为一谈——除非他们拙劣模仿科学方法,开始用研究人类基因组的方法描述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所有形式的情节,否则就要在学术生活中被边缘化。

最可悲的是,在西方传统基础上的严肃课程,即德尔班科认为的最适应于开放思想、建立人格的课程却少人问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这些课程大多是由年轻的教师和分配给他们的研究生,以及一些年长的教员中真正的信徒来教授。大多数年轻的教授们期待从这类规定的通才教育中解放出来,对此他们既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也没有尝试过。

相比之下,实用主义统治了外面的世界。随着大学的学费上涨,毕业生就业前景暗淡,父母、官员和学生都将教育视为一项获利或亏损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评估一个教育真正重要与否,是一个新毕业生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其他的考虑都视为空想。对于熟知的人文主义和其他传统的无意义的重复,在面对根据真实价值评估万物的市场时显得毫无意义。人文学科教授已被时代抛弃,就像没有人听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一种新的生活》(A New Life)中喝醉的人文学家S·列文(S. Levin)的低声喃喃自语“用文科养活自己的心”。

理论上,精英院校曾试图保持人文科学。近年来,他们强调使这些财富可获得的重要性,就像原则上应该的那样,使学生多样化发展。他们试图通过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奖学金,并改变一个世纪以前制定的不让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进入最好的学校的条款,来吸引来自有色种族和贫困家庭的学生。

曾几何时,招生官员强调性格特征和运动成就来解释为何接收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学生而拒绝学术能力更高的少数族裔学生。现在他们也强调性格特征和运动成就,是为了解释为何不只通过学术标准来选择学生。

系统化的努力让更多的贫困学生进入了一些精英学院。德尔班科特别提到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前总统安东尼·马克思(Anthony Marx) 在那里的辛勤工作在不影响学院教学质量的情况下,在学生身上引起重大改变。他也提及它的姐妹学校史密斯(Smith)学院长期运行的艾达·康斯托克学者计划(Ada Comstock Scholars Program),该计划针对年长女性。但是招生政策都充满了虚伪,因为德尔班科提到,有钱的院校隐性与显性地优先选择名人的、潜在的捐赠者以及富有街区居民的孩子,尽管他们声称自己为平等而斗争。最后,只有非常少的贫穷孩子进入了自由艺术的最坚固的堡垒中,少得以至于德尔班科说这些大学“做得更多来增加社会的不平等。”

德尔班科的书符合其2/3的标题。他为美国学院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和有用的观点。他对精英机构不假思索地声称认同多样性的做法进行谴责,这是正确的。一位来自冠前街区的学生曾经说过,有一段时间普林斯顿似乎主要忙于拓展它所依赖的街区,“我所在的一个街区的学校比数十个乡村的全日制学校都更多样化”。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我们的学生有丰富的经历,就像德尔班科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招收有能力的退伍老兵。由于综合研究院的存在,哥大在这一方面远超其他常春藤盟校(我所在的大学目前招收了两个退伍军人作为本科生,这一数字我并不引以为荣)。

他认为,最糟糕的是,只有5%6%的申请者进入了最顶尖的大学这一可笑的竞争激烈的录取过程,使赢家以为他们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赢得了名额。与罗斯福和肯尼迪家族知道是靠自己的社会地位赢得名额不同,他们不会感到应有的谦卑和感激,正是这种谦卑和感激让出身名门的前辈开始服务大众。

在这里,也许德尔班科在论证基础上更进一步。过去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只会为坡斯廉俱乐部和兄弟会准备合适的衣服,骂罗斯福和布鲁斯特是阶级叛徒。当银基·克拉克(Inky Clark),布鲁斯特特别挑选的一位招生主管,准备接触耶鲁阶层,他被要求解释他对耶鲁社团的政策。一位杰出的银行家直言不讳地、没有任何的负罪感或谦卑感地说出了他自己的和年长的一代的生活事实:“看看桌旁你周围的人。这些都是美国的领导人。这里没有犹太人,没有公共学校的毕业生。”

在这样和那样的事情中,大学试图在过于狭窄的空间内做太多。有时德尔班科本人似乎并不能明确主要目标。有时他明确表示,他在关注精英机构的问题和前景。例如,小部分传统的文理学院,其学生人数只占十大联盟学校的一个足球体育场这么多。有时他似乎担心大多数美国学生,例如社区学院招收的六百万以上的学生。社区学校大多数实行公开招录,平均每个学生每年花费一万美元,因此它们的困扰远不同于一流州立大学和精英私立大学。

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共社区学院的入学率大幅上涨,但是预算却被削减——比其它类型的机构减得更多。同时,他们的许多教职员,例如老师,都深感压力大,无法达到统计目标,也不能实施更深刻的教育。这个圈子与我和德尔班科熟知的圈子差距甚远,社区院校从德尔班科的火炬中得到的光也比常春藤联盟少。

更严重的是,德尔班科没有为他提出的问题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所有观察家都指出,从实际的层面开始,接下来是金钱,精英私立院校受制于日益上升的成本,该成本以经济学家威廉·鲍莫(William Baumol)命名。就像一个弦乐四重奏,随着时间的推移好的大学将变得更昂贵,因为经济繁荣要求教授得到更多的薪水。同样,像一个弦乐四重奏,大学不能通过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来提高其生产力。例如,实行小班制,由所有教师负责管理,或要求每个大四生在教授的指导下基于原创研究写一篇论文。因此,一个系统持续上升的成本似乎不会改变,真正再造一个系统难度也很大,因此其实所宣扬的民主被扩大了。

相比之下,在公立大学,教授的薪资上涨尚未引起最严重的问题。许多州立系统的教师的工资几年都没有上涨。即使在最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比如伯克利(Berkeley)大学和密歇根州(Michigan)大学,教授的薪资水平与同样教育质量的私立大学相比约低25%。相反,取消政府资助将这些机构推入困境,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衰落。只有政府决定将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才能挽回局面,但让许多州立法机构在不久的将来就领悟到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

确定的是,就像德尔班科认识到的,大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并降低成本。 技术可以以比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廉价的方式带给学生某些知识。将终身教职岗位即终生职业的岗位改为临时职位(工作者只能呆一段时间),或助理职位(工作者根据单一课程付费),可以降低小班费用。

这些补救措施存在的问题很简单:一个人原本要保存村庄最终将它毁灭。如果管理正确,在线教学可以做得很好,但需要有技术的辅导老师随时在线帮助学生,这却不便宜。当然,便宜也效果不好。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在线教学就是另一回事,它只是花费学费而一无所得的另一个高贵名词而已。兼职和助理教师常常做出了不起的工作。但是,与终身教师相比,没有工作保障,没有任何福利,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的老师在学生身上投入时间和资源都更少。

随着学费螺旋式上涨,非常富有的学校也在寻求网络或其他解决方案(有些早已开始)。德尔班科认为,传统的小班应该保留,让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但德尔班科并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也没有明确表示,他们的生存可能与他所抱怨的招生方式相关。毕竟,富有父母的孩子不会感受到招生偏向,因为大学管理者更喜欢他们。他们接受这一切,因为他们家庭的捐款可以暂时缓解大学的财政困难,同样也帮助保留终身教职和小班。这样的不民主花销是令人讨厌的,但它们使得一些贫穷学生和许多富裕学生可以一起接受一个更好、更严格的教育。正如德尔班科在另一层关系中指出,困境容易被看到,但不容易得到解决。

最后,高等教育是一个动态目标,有时德尔班科的简要描述忽略了重要的变化。他认为,关注研究常常扭曲了研究生教育。大多数教授在研究型大学中培训,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机构中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们在社区学院,即一个非营利高等教育部门的扩展领域找到工作,他们一学期教授五门课程。在许多四年制的大学院校,尽管负担更轻,教学仍然是一个教授的主要工作,课程任务繁重得影响研究。然而研究生在纯学术领域继续博士研究。据德尔班科所说,他们的培训完全或几乎是为研究服务。研究生院和工作之间的断层令人痛心的,如同认为外科医生或牙医在没有精准的运动技巧的情况下就可以在人体上手术一样。

研究生教育完全就像德尔班科所描述的。我自己以及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在70年代的训练中不包括教学的实践或者讨论。然而,近年来大学已经创建了导师制,让学生开始上课,建立了教学和学习中心,其员工可以参加课程或对课程录像,提供专业的批评和建议。目前缺少的不是教学的训练,这可以被改进得更加系统化;缺少的是一个真诚的信念,即教学应该是选择大学教师的重要部分,以及一种评价和促进教学的严格的方式,这些是过去没有的,同时也是必不可少和难以实现的。虽然德尔班科讲述了过去许多伟大教师的故事,举了一些他所赞赏的项目的例子,他从来没有明确大学如何限制占据研究的领先地位的竞争,可以用于认真对待教学,或是他们应该如何提高待遇。

换言之,学院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按应有的方式发展高等教育。但如果是缺乏解决方案的原因,它为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的、公正和全面的描述,并且为上大学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份工作这一观点振臂高呼。德尔班科的书对过去进行了简洁的描述以及睿智、好奇的观察,同时也为现在提供了经验教训,这使其成为大学研究中的稀有文献。


原题 大学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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