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学术大师?

作者 | 刘人怀 郭广生 徐明稚 陈 劲 陈德敏   发表时间 | 2011-10-17   来源 中国高校科技网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晚年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钱老自己其实是有答案的。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和钱老自己的回答,振聋发聩,实际上指出了中国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教育界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并进而提出若干化解之策和可操作的计划。

 

教育问题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进入了盛世时代,教育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中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发展进程之中。但是,我国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教育体制和管理有待改善

在高等教育方面,目前的病态表现为:从建国初期至今,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始终不断,但一直未形成科学的、稳定的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拥有杰出人才成长环境;学术浮躁;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办学千篇一律,许多大学无特色;上级管理名目繁多,对学校、教学和科研的评估、考核、检查太过频繁,基层穷于应付,甚至弄虚作假;学校管理过分行政化,行政干涉学术过多;学校产业化问题,错误强调学校科研要产业化,使基础科学研究萎缩;学校关系化问题,社会和学校人治大于法治,师生办事常常要找关系才能办成,使杰出人才成长受限;“官员”型校长多,优秀校长少;教师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涉及部分党委书记和校长以及“知名”学者,但处理惩治既慢又不严;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未得到有效管治;教学和科研奖励以及科研项目申请中,拉关系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公正性缺失,制约了杰出人才出现;学校从上到下搞创收,教师无法专心致志做学问;许多教授喜欢做官,不喜欢做学问,不喜欢承担教课任务……以上这些问题都亟待教育体制和管理的尽快改善。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不但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也低于印度、印尼等国家。例如,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百分比,1999~2008年度的多年平均数字为2.91,相当于沙特的44%、美国的52%、印度的78%、日本的81%、俄罗斯的82%,这个比例与我国多年GDP高速增长的状况不相适应。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网站所列的216个国家或地区中(其中37个无数据),1999~2008年度的多年平均数字为4.71,中国在其中名列第143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数字的61.78%。即使在2012年底如期完成4%的目标,仍低于平均数字,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很不相称,与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位置何啻天壤之别。

整个社会崇尚教育的氛围有待提高

现在,国家和老百姓都比30多年前富裕得多了,但是青少年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改变了许多,许多人只追求享乐、时髦,不大讲高尚的道德、理想、情操。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向钱看、向官看”的不良倾向,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态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功利性。

例如:学生进入大学读书,愿意学软科学专业,不愿意学硬科学专业;学生大学毕业后,以做大官、挣大钱为奋斗目标,不愿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大学生厌学的多了,刻苦读书的少了……

大学生是全社会最敏感的群体。社会上有多少病态现象,大学生中就有多少病态表现。

教育问题不光是大学的问题,也是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问题,同时也是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问题。尽管推行了多年的素质教育,但目前从小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体系仍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尴尬。中小学生过于沉重的学业负担和教育功利化倾向引起全社会的担忧。许多学校只把高考升学率、优秀率高低作为衡量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标准。道德教育跟不上,年轻人缺乏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激情,不愿意做学问,搞学术。例如:学校和家长“唯升学率马首是瞻”,有的学校为激励高中学生,甚至提“三年地狱,一生天堂”的荒谬口号;幼儿教育小学化,甚至发展到“胎儿教育”……

 

若干化解之策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

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需要从社会、家庭、学校等多个方面进行。

应该提高各级领导的整体素质。领导的思想品德和素质将会影响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应该加大打击贪官污吏的力度,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这将净化社会空气,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远大理想起到积极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应鼓励父母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导向,注重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不要让孩子负担太重,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让孩子为自己“圆梦”。同时,社会要营造鼓励、支持优秀青少年成长的环境。

基础教育要鼓励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树立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献身科学的理想。幼儿教育小学化、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的现象要尽快克服,让中小学生在快乐中成长。基础教育要鼓励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要盲目追求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社会应强调公平竞争,减少人为因素在选拔人才过程中的比重。完善奖学金、助学金及勤工助学制度,让不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有深造的机会,使全民族的素质得以提高。

 

教育去行政化,摆脱行政体制对教育的束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确定了教育去行政化的目标。教育去行政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教育的干预,二是降低“官本位”对教育的误导。高等教育应充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创造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减少行政对教育的干预,不要让行政事务干扰做学问,不要让功利性诱惑干扰做学问。要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必须造就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应适时引入校长职业化制度,让校长尽心尽力管理好学校,一心一意搞好教育。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两句话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但是,现在只突出前一句话而忽视后一句话,就变成负面意义了,以至于“官本位”气息弥漫教育界和学术界。很多教授热衷于当官,十几个、几十个教授“竞聘”一个处长岗位。因为当了官可以搞“权钱交易”,可以获得不当官的教授难以获得的“红利”,例如利用职权获得项目和经费。官本位现象加剧了浮躁。

应该在全社会提高教授的地位,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授们也要自重、自爱、自律,不要趋炎附势、随波逐流。鼓励教授们“慎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鼓励教授们移风易俗,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头人。

在全社会提高教授的地位,首先要在高校提高教授的地位。机关人员一定要树立服务意识,要有谦逊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要把教授们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弄得他们团团转,消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教育去产业化,摆脱市场化对教育的干扰

现代社会是专业化分工的时代,一个组织应注重加强核心竞争力,尽量少从事或不从事自己不擅长的业务。企业如此,大学更是如此。教书育人、选拔人才是学校的首要和根本任务。即使在发达国家,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也是由企业的研究机构而不是直接由大学来完成的。大学就是教育与科研中心,不应该成为资本运作中心和利润中心。

应该说,中国的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们,现在的收入不低了,生活比较安定和舒适,超过了小康,不少人达到了富裕,比“文革”期间陈景润躲在小房间里搞“1+2”研究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条件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现在的教授们出了多少优秀成果呢?近几十年来,出了几位大师呢?现在,有些教授的钱袋子鼓鼓的,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除了挣钱还是挣钱,跑来跑去挣钱,飞来飞去挣钱;哗众取宠的“大报告”多得很,“出场费”高得很;写论文、写书也成了市场炒作,粗制滥造很多,精品很少。

现在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最大弊端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浮躁!除了浮躁还是浮躁。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陈景润式的人物?还有没有曹雪芹式的人物?关键是有没有他们耐得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的精神。恐怕很少很少。如同“劣币驱逐良币”,“铜臭气”驱逐了书香气,铜臭气弥漫于教育界和学术界。

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到处凑热闹、赶时髦。为了把学问做好,不妨鼓励教授和博士们“好高骛远”,鼓励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鼓励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名利场,远离市井尘嚣,洗净市侩习气。

鼓励学习陈景润,当“书呆子”;鼓励学习马克思、曹雪芹,耐得清贫,甘于寂寞,潜心做学问;鼓励学习陈寅恪,特立独行,把学问做深做大。

建议不要过分炒作“大学生创业”。大学生首先是学习,不是创业。能够创业的大学生,少而又少。不能因为一个比尔·盖茨获得了成功,就认为千千万万大学生都能成功创业,都能成为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只是凤毛麟角,是可遇不可期的稀有人物。如果大学生能够普遍创业,还要研究生干什么?工程师、博士和教授们也都要下岗才是。大学生的第一要务是静下心来好好完成学业,为以后创业打下基础,而不是马上创业,立竿见影!

“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混淆了是非,偷换了概念。教育本来就是产业——第三产业,还需要什么“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一些做法其实是错误地在搞“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商品化”,这就改变教育是基础产业和公益事业的基本属性了。

教育去关系化,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大学应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鼓励学术探索和学术争论。在爱国家、爱中华民族的前提下,追求不同的治学模式。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重要因素就是在成长为大师的过程中,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时间潜心做学问,而不是熟谙人情世故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往往认为大师不善交往、“脾气古怪”、甚至难于接近的原因。应该创造宽松、公正的氛围,避免学者们为上下左右的关系所困,不仅要尊重每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还要善待每一个处于研究过程中的人。

大学应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不仅学习理工,还应学习人文;不仅了解现代,还应了解古代;不仅知道外国,更应知道中国。避免大学生和研究生成为“有知识,没文化”的人。

大学应该宽容对待失败。科学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成功与失败并存,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对于前沿性的探索,应该允许出现差错、允许失败。失败的教训也是有益的,可以避免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跌倒。

建立科学的、公正的、多样化的考评机制,确立长远的学术目标

一所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校,是与它长期的文化沉淀、学术积累和人才济济分不开的。大学的水平是不可能通过短期、片面的指标考核就能够提升的。现在的一些考核指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发表论文只讲篇数、不讲水平。不要以数量代替质量,搞片面性的“数量化考核”,让填写各种各样的考核表格消耗教师的时间和精力。

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不要仅以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作为考评的主要依据。不能过分强调科研成果的转化尤其是快速转化。一方面,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产业提升和行业进步;另一方面,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过分强调成果转化,研究的深入性和探索性就无法得到保证,必然导致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陈景润的研究成果“1+2”至今还没有看到什么转化的迹象,但是,这项研究成果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重视,为中国赢得了声誉。如果中国多一些陈景润式的学者,多一些“1+2”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当务之急,对评奖和科研项目申请,要建立严格的评审制度和程序,保证公平,决不能让搞关系者得利,才有可能为杰出人才涌现创造条件。

 

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

“让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这是仿照30年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回答钱学森之问,出杰出人才、出大师,必须有一批人认真搞研究、做学问;这就必须戒除浮躁、静下心来。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现在太浮躁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一般高校到“211工程”、“985工程”高校,鲜有不浮躁的;从助教到教授,鲜有不浮躁的。心态浮躁就坐不下来,就不能认真做学问,就不能出大成果、成大器。一部分人先静下心来做学问,将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静下心来做学问。戒除浮躁,静心做学问,潜心做学问,必须屏蔽市场化、商品化的诱惑,要挡住“挡不住的诱惑”。

要努力将教师从“以利驱动”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來。大环境“静”不下来,学校的小环境一定要设法“静”下来,如果小环境也“静”不下来,教师个体是很难“静”下来的。

建议实施两个计划:宁静致远计划,老骥伏枥计划。

宁静致远计划

“宁静致远计划”就是让一批人宁静以致远:在若干年后成为杰出人才和学术大师。宁静致远计划也可以称为“答问计划”即回答钱学森之问。如果实行该计划,相信少则3年,多则5年,全国可以出现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果全国有1万名学者纳入宁静致远计划,设想3年之后有10%的学者出了水平较高的成果,那就是1000项;5年之后如果有30%的学者出了水平较高的成果,那就是3000项。

老骥伏枥计划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赞扬和勉励老年人的美好的语言。老骥伏枥计划的对象是55~70岁的老教师,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即将退休。他们在教学和研究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他们是学校的宝贵财富而不是可以甩掉的“包袱”。他们多数希望“老有所为”,愿意“发挥余热”,继续服务于学生、服务于学校和社会。

他们可以再工作3~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主要做以下工作:指导青年教师,包括指导教学、指导科研;为学科建设、学校发展献计献策;编写教材。

老骥伏枥计划的老教授,要给以工作津贴,而且适当从优,使得其“工作津贴+退休工资”高于退休之前的收入。这样容易调动积极性,而且,学校实际增加的开支并不多。

 

大学管理模式优化,试办教育特区

探索大学管理模式优化

(1)全国高等学校,无论公立与民办,一律改由省市管理,其中一流大学的经费继续由中央财政支持,以利教育部腾出手来,从宏观来改善教育环境,同时又有利于竞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

(2)建立学费分类制度,按不同学校档次及专业类型区别收费,提高重点学校的收费,降低普通学校及基础学科的收费。对师范、农业、矿业、国防等专业全部免除学费,并适当补贴在学期间的生活费用,以利来自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上学。

(3)建立更好的奖学金制度,对有志于学的优秀学生加大资助力度;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加强在校学生的诚信教育,建立有效的勤工助学和助学贷款制度以利家庭贫困学生上学。

试办教育特区

(1)建立政府评议与社会第三方评议相结合的民办高校评级制度,对高质量的民办高校给予招收本科层次学生,条件特别好时,也应允许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学校将与公办学校竞争,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更易向高水平发展,更利于涌现杰出的创新人才。

(2)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高校中试行校长负责制,例如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个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分别从在“985工程”、“211工程”、教学型以及职业教育高校中,各选择3~5所试行校长负责制。为确保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学校设党组,校长兼任党组书记。学校领导班子要少而精,只设副校长1~3人即可。

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起码应该是想要成为教育家的热心人士),且职业化,全心全意办大学。如果要求大学校长“既是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和企业家”,恐怕是要求过高,求全责备。试想:可否要求企业家同时也是教育家和政治家?可否要求政治家同时也是企业家和教育家?恐怕不能,所以,对于大学校长也不能要求过高。

大学校长如果不成其为教育家(或者不想成为教育家),恐怕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能算称职。现在的大学校长之中,教育家不多,“官员型”的校长、“商人型”的校长较多,他们能够办好大学吗?

校长负责制应该与教授治校相结合。教授治校是西方国家成功的办学模式,对于我国高校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实行教授治校大概需要有个过程,建议先实行教授治学。

教授治学,可以成立“教授治学委员会”,其职责如下:凡是学术问题均须经过教授委员会讨论;教授治学委员会成员可以列席校长办公会议或校务委员会会议,参与决定学校发展和管理中的重大事宜;监督教风学风,防止学术不端行为,对于学术造假行为给予鉴别和提出处罚意见,提交学校领导执行。

教授治学不但在教育特区的高校实行,也可以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高校中实行,就是说,普遍实行,无一例外。一所高校,如果不是教授治学,还有谁能治学呢?现在许多高校是机关人员“治学”,教授的地位并不高,机关人员常常把教授们吆喝来、吆喝去,把学术研究变成行政事务,这是违背学术研究规律的。

 

让中国的伯乐更多一点

大学乃至整个教育体制既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也要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教育界不仅应该是人才济济,同时也应该是伯乐济济。只有伯乐济济的环境,才易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最后,才会有大师型人才出现。

选拔伯乐型官员

政府的各级教育及科研主管部门,学校的行政及教学单位,都应注重选拔伯乐型的人才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敢于选拔任用优秀人才,让其担当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科研攻关任务。

各级领导、各级教学与科研管理人员应该甘当绿叶、扶持红花,以选拔、推动人才的成长为己任。

注重学术团队、学术梯队的建设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科学研究不是个人单枪匹马可以完成的。个人的知识面和眼界毕竟有限,没有团队的集体探讨、“协奏”和交流,很难把握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趋势。因而,大学应鼓励和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学术团队的建设。学术团队可以是自组织的,依据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相同的或互补的学术背景而自发形成,学校对于此种情况应该鼓励,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氛围和物质条件;如果需要,人才可以在校内自由流动。

在优势学科,应重视由不同职称和不同年龄层次组成的学术梯队建设。学术带头人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允许学术争论,宽容年轻学者的失败和错误,不以自己的喜好和取向限制其他人的具体研究方向。

大学应注重培养专才(包括“偏才”与“怪才”)。要培养专才,提拔优才,就要拓展吸纳人才的途径,让有特殊才能、有志于学的学子顺利进入大学的殿堂。

要不拘一格,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通过非常规途径选拔人才,同时,要有相应的措施防止可能产生的腐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现今,中国的很多高校已经是“百年老校”,更多的高校已经办学一个花甲子(60年左右),时间不短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百年之路并不是平坦的,其中经历了长期战乱,政权变革;解放以后政治运动频繁,包括解放初期的全国院系大调整、1957年反右、十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冲击等,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严重的干扰或破坏。目前,中国的教育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批评:一是“太保守了”,求稳怕乱,是“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顽固堡垒”,希望把高等教育放开;一是搞得太乱了,面对诸多的“乱办学”、“乱收费”现象,希望“管一管”。

现在,认识到大学存在问题、认识到创新人才重要性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钱学森之问引起大家思索,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征兆,是高等教育振兴的希望。与世界名校相比,中国高校的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奋起直追。希望尽快缩小差距,提高办学水平,培养出杰出的创新人才,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不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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