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薛巍 来源 | 爱思想
核心提示：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新政治家》上撰文说，西方人文学者认为他们的学术很重要，不能被粗俗地要求贴近现实。他则认为，人文学科应该向大众提供“指南、阐释、慰藉、背景和道德框架”，人文学科不能只提出问题而不给出答案。但无论是汉娜·阿伦特还是盖里·古亭，都坚持只对现实做分析，不提供明确的答案。
哲学真理、事实真理与政治
1967年，鉴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起的争论中出现了数量惊人的谎言，汉娜·阿伦特又为《纽约客》撰写了《真理与政治》一文。她说，这篇文章的性质属于“把理论思考用于日常面对的、切身相关的时事问题，当然不是为了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在面对特殊问题时弄清要旨和获得一些信心”。她的分析对我们认识当今的时事也颇有启发。
阿伦特认为，相对于捍卫纯粹知性的理性真理或哲学真理，捍卫事实真理更加困难。即使数学教科书被焚烧了，人们日后仍会发现“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是180度”。但对于事实，如“1914年8月4日，德国军队越过了比利时的边界”，要想把这个事实从历史上抹去，差不多需要攫取足以统治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但是，这样一种权力垄断并非不可想象，因为事实真理非常脆弱，它们发生在不断变化着的人类事务领域。一旦事实真理丢失了，就没有什么理性努力能把它们找回来。
事实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成为它们所是的那个样子，它们永远本可以是别的什么，事实本身并不具有自明的印记或使人信服的力量。说谎者可以自由涂抹事实来迎合他的听众的利益喜好，或者单纯满足他们纯粹的期望，所以他比真理讲述者有更大的胜算来说服听众。他常常更有道理让人们站在他一边，他的解释听起来会更合逻辑，因为在他的叙述中，意料不到的因素都消失了。此外，事实证据是通过目击者的见证和历史记载、文献、遗址等确立的，而目击者的见证，众所周知是靠不住的，文献、遗址等也可以被怀疑为伪造的。在有争议，只有其他人的见证，而没有第三方或者更高一级可以印证的情况下，争议的解决通常是以多数人一方为准，这是一个完全让人无法满意的程序，因为没有什么能防止大多数证人不做出错误的证言。相反，在某些情况下，随大流的感情更促使人们做出错误的见证。
哲学家可以通过树立典范来捍卫哲学真理。如苏格拉底说：“宁可受不公正对待也不做不公正的事。”这个命题是如何获得其高度有效性的呢？苏格拉底最后把他的生命押在这个真理上，从而树立一个典范，以说服众人。事实真理的讲述者却无法这样来说服众人。一个讲述事实真理的人，“即使在极稀少的事情上他愿意以生命来捍卫某个特殊事实，他获得的也只能是失败。在他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可能是他的勇气，也可能是他的顽固，但绝不会是他想说出的真理，也不是他忠于真理的品质。因为，一个说谎者为何就不能以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呢？”
现在对事实真理的歪曲变得更加彻底。阿伦特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形象塑造工程中，每个众所周知的既成事实都可能被否认和拒斥，只要它们损害到被塑造的形象。一个形象和一幅老式肖像不同，它并不打算美化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个面面俱到的替代品。由于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应用，这个替代品在公众眼里比原型更真实。传统谎言只关注具体事件，一个具体谎言并不企图改变整个背景的捏造，只是在事实的织布上撕开一个洞。人们可以通过注意到前后的不一致、漏洞或人为修补的痕迹来识破谎言，只要织物整体是完好的，谎言最终会自行暴露。现代谎言要对整个事实结构进行彻底重新编排，就如事实在它原初的背景中浑然一体一样，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这些新的故事、新的形象？”另外，过去从事欺骗的人不会欺骗自己，但对他人说谎同时又不欺骗自己很困难，要坚持自己不与众人分享的东西需要十分强大的性格力量。一个说谎者越是成功，他就越有可能陷入他自己编造的谎言中。
纵然如此，阿伦特仍然相信事实真理相对于谎言的力量，因为“就顽固性而言，事实高于权力，它们不像权力的形成那样倏忽即逝；权力产生于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时候，而一旦目的达到或丧失，权力也就随之消失了。尽管真理是无权的，又总是与已有的各种权力处在硬碰硬的对抗当中，但它自身有一种力量：无论大权在握者如何努力，他们也不能发明一种可行的真理替代品”。
哲学论辩与政治论辩
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盖里·古亭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哲学论辩与政治论辩在逻辑的复杂性上存在差异。政治论辩不像学术辩论那样严谨，但政治家跟哲学家一样在逻辑上敏锐。不过哲学家们的论辩有一个优于政治家们论辩的地方。正经的哲学论辩必须在一开始全面地理解对手的立场，然后用最讲得通、最有吸引力的形式阐述这一立场。而政治家们往往不正当地攻击他们能找到的其对手的观点中最薄弱的表述方式。“如果坚持哲学家们理解和阐述对手的观点的原则，就能够极大地提高政治论辩的质量。”
然后古亭举例说明，民主党可以怎样帮助共和党人，把他们的立场表述得尽可能的合理，然后再予以反驳。保守立场的核心包括一系列关于政府、经济、宗教和道德的观点。关于政府，候选人们认为，政府管制应该更少，尤其是对商业的管制，以及对社会福利项目的支持和对普通公民生活的控制。在经济上，他们的目标是平衡预算、偿还公共债务、减税、支持商业组织提高利润从而创造就业岗位。他们还认为支持传统的基督教、赞同其道的观点很重要，尤其是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
为什么一个理智的人会同情这些观点呢？可以把它们看做美国的力量与它的繁荣所面临的危险的反映。美国的力量是其自由企业制度和努力工作、个人责任、恪守传统道德标准的宗教、道德遗产。自由企业制度产生了足够的财富，使几乎每个人都至少过上温饱的生活；自由企业制度还能促进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创新。当然会有一些人由于运气不好或他们自身的道德缺陷，结果得不到基本的生活用品。对此问题的基本补救措施应该是依赖基督徒同胞的慈善本能。
这种共和党的观点认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面临两大内部威胁。首先，世俗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力量威胁着美国的基本伦理价值。其次，一种严重错误的观点认为政府的计划和管制能够显著提高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从而满足美国人的物质需求。相反，严重的干预几乎总是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坚持美国道德价值的完整性和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是解决几乎美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照这样充满同情地对保守主义立场做了表述之后，批评者依然能找到充分的不赞同的理由。这种表述包含了若干其对手可以质问的关键假定：被放任不管的自由市场不会造成许多人生活艰难；政府干预几乎总是导致坏的结果；基督教伦理，尤其是保守主义对性伦理的强调，是最佳的道德行为准则。但对保守主义立场充满同情的表述也提供了一个批评它的更加有效的立场：不是指出其关键的假定，而是指出这些假定相互矛盾。
保守主义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之间存在基本的对立：基督教伦理价值和自由企业制度之间。基督教的道德是爱他人和为他人做出自我牺牲，市场经济则假定，所有行为者（雇主、工人、买方、卖方）都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很明显的是，《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雅各书》中对有钱人感到担忧，对穷人充满同情。《雅各书》第五节中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哪，应当哭泣，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保守派对这种反对意见的标准反应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的自私中生产出公共物品。如果我们都出于自己自私的目的行动，会比我们出于好心行动能生产出更多物质产品供我们分享。但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辩护，即，判定一种行为是道德的，是因为它们能够提高我们的物质享乐。但基督教道德否认道德的善或恶依赖于能否使我们的快乐最大化。基督徒的爱与自我牺牲本身就是善良的，不管它们的结果如何。保守主义的基督教道德不会允许同性恋或同性婚姻，即使它们能够增加肉体的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