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老师更是先生

作者 | 傅国涌    来源 | 醒客教育思想网 (作者供本网文稿)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小说家汪曾祺在苏北高邮长大,他一辈子忘不了小学的校歌,他更忘不了这个校歌的作者,五年级时的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和其他老师们。他在西南联大与沈从文等老师相遇,使他得以走进文学的天地,但小学老师对他生命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乃至成为他小说的主题。

金庸以武侠小说风行当世,更大的成就是在香港创立《明报》,不善言辞的他喜欢以纸条治报,凡事都写纸条给下属,这是其中的一张: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心想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当年他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小学,五年级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陈未冬先生,因为他在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老师翻出《辞海》,给予指正。陈老师还让他主编级刊《喔喔啼》,他自述,“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六十年后,师生重逢,他还提到当年的错字,老师不禁大笑,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小学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也许因人而异,可以肯定的,少年时代在求学生涯中最为宝贵,此时遇到的老师很可能影响人的一生,这是启蒙的时光,真正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又新又活的图画,具有极大的可塑性。金庸、汪曾祺在以后的日子继续求学,出版家范用、作曲家周大风、学者金克木等人只读到小学毕业,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固然是依靠自学、自我摸索,但当他们一次次地回忆小学生活时,无不对早年的老师充满感恩,老师打开了他们最初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开启了他们通向未知世界的通道。在他们心目中,那些先生的形象永远是活的具体的。

钱穆、叶圣陶等人都曾经长期做过小学老师,这个经历构成了他们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或者说他们就是从小学老师开始展开绚烂的人生的。钱穆在登上大学讲台之前,多年在无锡一带的小学从教,还做过小学校长,他晚年最怀念的就是那些岁月。他说争取到了学校行政、课程编排的绝对自由,体操唱歌课与国语课同为全校师生每天的共同必修课。他亲自教作文,将作文与生活融为一体。有一天他出题《今天的午饭》。一学生写,“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抄在黑板上,并告诉学生,说话须有曲折,如最后一句。他带学生到郊外听松涛,在走廊上看雨,让学生各讲故事,如此一来,学生认为作文为日常人生中一乐事。仅仅半年,四年级学生都能写出像样的白话文来。

1917年春,叶圣陶到苏州水乡古镇甪直任教,在这里,他和其他老师一起自编各种课本,创办生生农场、利群书店、博览室,造礼堂,建戏台,开同乐会、恳亲会,辅导学生自编自演话剧,组织学生远足旅行。在几年,他充满了希望、快乐。并不是物质上的丰裕(在学生的记忆中,当时他的薪金不多,布衣布鞋,粗茶淡饭),而是精神上的富足、创造的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满足,这是任何有形的报酬都无法替代的。 “五四”运动时,我们看到他代表当地小学老师发表的罢课宣言,那种自信,那种身居偏远小镇、心怀天下的心胸,都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小学老师的精神状态,与时代同步的职业自信,播撒文明种子的知识庄严,在基础教育中自觉的创造乐趣。这里并不是他的故乡,却胜似他的故乡,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要埋骨于此,可见他对这一段生活的珍视。

如果说钱穆、叶圣陶他们以后成为各自领域的名家,乃是小学先生中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性,我想起一些以小学老师终其生、默默无闻的名字,比如王人驹1946年为浙江永嘉县的永昌小学校长,把训导主任改为生活导师,音乐课可唱古怪歌,国文教科书不用国民政府规定的“国定本”,而用开明书店的《少年语文读本》,当然当局也没有为难他。

刘百川1929年到1931年在江苏东海中学附属小学做校长,留下了一本《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关于那个时代小学的活的记录,那些朴素、简洁甚至零碎的对教育的思考,六七十年后打动了江苏南通的一个中学校长凌宗伟,“点点滴滴,细细碎碎,但处处闪烁着教育的智慧,浸透着对教育的理想,更有教育的实践。”并通过他感动了年轻的85后教育工作者陈文芳,也触动了重庆冉家坝小学的杨乾敏校长和罗美莉。 

王人驹、刘百川只是民国的小学老师,普通、平凡,没有骄人的业绩,也无显赫的名声,但毫无疑问,做他们的学生是幸福的,他们真正当得起“先生”这个称呼。教育,教育,教书育人,我们今天常常重视前者,忽略后者,其实,“育”是重心,哺育、养育、涵育……都是有生命的,教育的生命来自这个“育”字,小学讲台传承的不过是最基础、最浅显的常识,无甚高深之处,在问学的路上不过是起点,在育人这一点上,却是一个奠定根基的阶段,叶圣陶相信教育是一项“高尚的,神圣的”事业,认为小学教育的价值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不单纯是书本知识的授受。如何将文明的火把交在一代代孩子手中,如何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踏上一条人格健全的道路,如何启发他们天赋中最有创造力的部分,如何激活他们的想象力,如何让他们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学老师,取决于他们诚恳而真实的思考,取决于他们对自己职业伦理的守护,取决于他们对人的尊严、自由的信奉。何况,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小学提供的文明训练将成为一生的基础,小学老师更承担着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负。与大学教授相比,也许他们的责任更重,恢复他们的职业自信、人格尊严,复苏一代老师的责任感,是这个时代和未来仍要面对的命题。我想起汪曾祺的小说《徙》最后,高老师早已死了,当年的小学生还在唱他写的校歌,“墓草萋萋,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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