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将爱深植于脑核

作者 陈岚    发表时间 2014-0518    来源 作者博客


写下这个题目,源于极度的震惊。

这本书,机场候机时,邻座将它扔下。它愚蠢又恶俗的包装,使得我几乎不会买它,但白送就是另一回事了。哪怕出于一种敬惜字纸呢,不轻易放弃任何一本书,就象守财奴不放过一个桐子儿,检起翻了翻。

接下来,整个晚上,我都在为这本书的资料与观点经历一场过山车般的震撼。

我很早就知道,每一个婴儿对母亲的爱是天然的。但不是每个母亲都天然爱孩子。最近得到了关于南京饿死女童的母亲乐燕的消息,她已经产下一个孩子,本来她应该享有哺乳的权利,她却拒绝给孩子哺乳——等于又一次地抛弃了这个孩子,于是被很快收监执行,孩子另外作了安置。这和她以前自己憧憬地说:“要好好照顾这个孩子”的说法完全相悖,却和她当初虐待并饿死这个孩子的两个姐姐的行为模式完全一致。

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一个母亲何以如此丧心病狂。在看过了以下这个猴子实验后,也许会明白。

20世纪50年代,(注明时间是因为笔者我极度不赞成这样的实验),哈洛在威斯康星大学作灵长类动物的实验。

一组新出生的小猴被第一时间带离了它们的母亲,独自关押。哈洛给了它们最好的营养奶粉和添加剂,所以这些猴子都长的很壮。但后果是灾难的,所有这些猴子都有自闭与孤独症。它们在金属笼子里滚来滚去,把自己大拇指吮吸到出血。看到其他猴子就害怕得尖叫,感觉到受威胁时,就会表现各种暴力攻击行为,多数暴力行为针对自己,把自己扯得血肉模糊、甚至咬掉自己的手掌。

科学家曾经在一部分小猴笼子里铺了一层柔软的布。没有接触过母亲的小猴很快迷恋上了这些布,它们用布把自己裹起来,如果有人靠近,它们会紧紧挨着布,这是它们唯一的安慰。

而哈洛在另一个实验中,给一些小猴“两个妈妈”:一个是铁丝作的妈妈,一个是毛绒作的妈妈。他把食物都放在铁丝作的“妈妈”手里,目的是想知道,“食物和慈爱”,小猴更想要哪个妈妈?答案是:小猴感到饥饿时会跑向冰冷的铁丝妈妈,迅速喝饱,然后立即回到毛绒妈妈身边,6个月中,每天超过18个小时和毛绒妈妈腻在一起。

哈洛写到:“这些小动物脑子里似乎装着某种程序,天生就要寻找爱。——如果猴子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在你学会如何生活之前,你要学会如何去爱。”

更糟糕的实验在后头:哈落将一组小猴放在没有任何妈妈的笼子里。连铁丝妈妈都没有。被隔离的小猴像是得了灵长类的精神病,对所有情绪的表达都麻木不仁。它们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也很恶毒,一只疯猴咬掉了自己孩子的几根手指,另外一只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哭泣,就把孩子的脑袋塞进嘴里嚼得粉碎。多数发疯的猴子母亲只是把它们所受到的残忍对待又施加到它们的孩子身上。当它们的孩子试图拥抱它们,它们会把孩子推开。茫然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但都无济于事,它们的母亲什么感觉都没有。

看到这个案例,我等于看到了乐燕。20多年前她被非婚生子的母亲抛弃,她的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不被夫家接纳。她的母亲在她1岁左右将她扔给了父亲家。爷爷奶奶勉强接纳了她,但也仅仅是“让她活着”。她经常被单独关在家中,坐在防盗门后“野兽一样嚎叫”。因为没有户口,她也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母亲、没有社交、没有同伴,在21世纪的南京,她是80后的文盲。和她一起坐台的小姐说:“她自私小气还霸道。”她的邻居亲戚说:“她暴力而富有攻击性。”

人类脑干深处,有一处情绪脑。所有情绪的反馈,发源于此。而理性和理智,是人类思维的最外围阶段。人类真正行为的抉择,是由脑干深处的情绪本能反射作出。

最杰出的棋手不是靠棋谱来下棋的,而是倚靠直觉。就像打高尔夫球的选手,如果他开始在思想里肢解自己的动作,企图让它按部就班地规范——基本上他就输了。直觉必须行云流水一样涌出。又好象作家或诗人的写作,记得写作规律的写作是作文而不是文章,记得语法规律不是诗歌是口号。

回到爱本身,我们能够去爱,并不是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要去爱,也不是小学生行为手册的规定。而是一种发乎内心的本能。

而这样的本能,是深植于我们的脑干深处的。小猕猴从一出生就寻找爱。一个精神健康的猴子,在孩子死去很多天后,还会紧紧地搂抱着它。小狗也会守卫着公路上被撞死的同伴,哀哭不肯离去。

除非被剥夺了爱的内核,否则,人类的情感本能就是要爱、不顾一切地爱,甚至宁可自己作出牺牲,为爱付出代价。

我很早就发现,人类之所以会行善,是因为行善得到了某种心理的奖励机制。佛教认为布施的对象是自己的恩主,因为他们帮助了自己的修行。基督教也认为“施比受有福”。而在《how we decide》中,一个实验也证明了这样的假想。

一个脑成像实验中,实验者给每个人128美元现金,他们自行选择把钱留下还是捐出。当这些人选择捐钱时,大脑奖赏中心被激活,多巴胺分泌增多,他们体验到了无私的快乐。事实上,有几个测试者在选择捐钱时,其大脑的奖赏中心的活跃程度比他们收到现金时还强烈。在人类的大脑看来,付出比得到好。

而同样,灵长类动物对同类的痛苦有强烈的感知。

6只猕猴,被实验人员教会通过推动2个开关来取得食物,1个开关推开后可以获得大量美味的食物,1个则是只有少量的不好吃的食物。很快,猴子们都学会了推动开关。但有一天,它们推动那个掉下大量好食物的开关时,另外一只笼子里的一只猴子受到了电击,它们听到了可怕的尖叫,也看到了那只猴子害怕得抽搐颤抖。它们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有4只不再推动那个可以带来最大奖赏的开关,只要不伤害到别的猴子。另外的2只,1只整整5天不推动任何开关,第6只则整整12天不推动任何开关。

那么人类为了爱,为了利他,最高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佛教中有割肉饲鹰的说法,而在基督教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了救赎的信念,可以忍受酷刑、被钉上十字架,并为钉死他的人祷告。

休谟与亚当.斯密都有一个关于“道德情绪”的假想。亚当.斯密说:“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体验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只能通过想象自己处于同样情形下是何感受。”这形成了我们的道德基础,中国的俗话是:“将心比心。”或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其实,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它叫做“同理心”,或是人类的情感投射。一个母亲很容易同情一个拐卖的婴儿,而一个找不着老婆的则吊丝很仇视拜金女而同情被拜金女抛弃的伴侣。人们本能地同情弱者,好比一个死刑犯,最初看到他杀人恶行时人人痛恨,但在押送他上绞架时又不免唏嘘。

张鸣教授在他的民国评论中写到:“清兵纵使配备了枪械,但毫无战斗章法,他们大多是对着前方阵地拼命放空枪,不考虑是否命中目标,子弹打完了就溃退。”这种情况持续到北洋军阀时代。

当时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怯懦的国民性。

昨夜却读到如下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准将s.l.a马歇尔访问了上千名刚刚参加战斗的美军士兵:只有不到20%的士兵真的朝敌人开过枪,即使受到攻击。”

“人们害怕的是杀戮,而不是被杀。这是战斗会失败的常见原因。”——写到这里,我们也许会对在南京大屠杀中成千成千被牵去屠杀而没有反抗的青壮年有更深的理解。

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美国陆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调整培训方案,反复训练士兵的脱敏反应——直到杀戮成为一种自动反应。跳开一步说,知道了这样的政策,我们也许不再对维基解密中曝光的“美军用瞄准镜远距离恣意射杀一群平民”(目前我们看到的孤立事件)的惊悚视频感到意外。同时,军队开始强调战场技术,使用如高空轰炸、远程大炮等战术,为了降低战争的人际性:人们不用面对随后的死亡。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又要荡开一笔。

直面杀戮时,日人有一种天生残酷的种族天赋。之所以是种族天赋,是因为它由来已久。南京大屠杀已众所周知,众所不知,早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占领旅顺港,有组织地对全旅顺平民施加虐杀,方式手法,与南京大屠杀一辙。以一个客栈现场为例,客栈中所有人都被杀死,从被杀死在母亲身边的儿童、和母亲紧紧抱在怀中的吃奶婴儿,到倒在马厩中被奸杀的年轻使女。而与此同时,东京的公园中,为了庆祝这次战胜,许多人挂起一个特别制作的灯笼庆祝游行,灯笼糊成一个被割下的支那人的首级。也许以血腥残杀为勇以自残为尚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已经天然脱敏,逾越了“战争的人际性”?轻易把杀戮变成审美和娱乐?德国人在二战中也干了许多灭族之事,但他们为了遮掩或回避直接面对,制造了“集中营”,用白手套来干这些直面杀戮的事。当然,如果读过《檀香刑》或《刑罚的历史》,又或《酷刑史》、《黑白二十四史》等,会非常羞愧地发现,要论虐杀与酷刑的资深,中华本族在自相残杀时的凶悍,强者凌辱弱者、弱者凌辱更弱者时,也可以在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在俯瞰文明史时,我发现,在个体价值越是被重视的国家(时代),人类越是仁慈体面,道德同情心越是强烈。而个体价值越是被泯灭,乃至虚无的时代,人类的道德同情心越是薄弱,残忍越是强烈。

就像在个体实验中,一部分人就是天然的同情心很强,而一部分人就是同情心很弱。普遍来说,就如猴子实验的结论一样,爱的内核较为坚实的人,同情心较强。

同时,人的同情心还受到具体环境的影响:当直面个体的痛苦时,人通常同情心大发。面对一组一组数据时,人们相对冷漠。你看到一张哭泣的婴儿的照片萌发的同情心,可能要大于看到卢旺达的种族屠杀80w人的数字。

另外,东德与西德合并后,人们会看到,过去经受了专制统治的东德地区,人们的情感反应要比西德地区冷漠滞后,社会道德也相对分数较低。

这个说法也在另一个实验中得到证实。这是有名的独裁者实验。

实验规则:“一个人可以拥有10美元的分配权。他可以自己作主将10美元和另一个人作任何形式的分配,但如果对方拒绝,则两人都一分不得。”

实验结果是,基本上,人们都将这10美元做了平均分配,五五开。

而实验规则改变:“一个人可以拥有10美元的分配权,他可以作任何形式的分配,而对方没有权利拒绝。”

实验结果是,拥有“独裁权”的人们大致作了“七三开的分配。”

但是,当实验不是面对面的进行,“独裁者”们和被分配者隔离在不同房间时,独裁者们几乎都作出了绝对自私的分配,自己拿走几乎全部,只留几美分给被分配者。

有趣的是,在同类实验中,即使是面对面,成年的自闭症患者,也会作出类似的选择。因为自闭症患者的大脑情感镜像机制受损,他们几乎没有同理心,只有冰冷的理性。当他们只给被分配者留下10美分,而导致被分配者拒绝了分配,两人都失掉了金钱时,自闭症患者无法理解这样的拒绝:“你多么蠢啊,10美分你都不要!”——而且无论别人怎么辅导,他们也理解不了别人会因为愤怒而宁可自己10美分不要也要剥夺他独吞10美元的情绪。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自闭症患者“ofc”区域受损。

而绝对权力的“并被隔离了与真实人群接触”的独裁者,就像进入了ofc受损状态。

心理学家达彻说:“拥有绝对的权力,感觉就像有人打开了你的头盖骨,把负责同情心和正义行为的那部分脑区拿走了。你变得冲动而冷酷,这两样结合在一起非常糟糕。”

除了天然ofc受损的自闭症先天患者,后天的虐待伤害,也会造成ofc受损的恶果。如虐杀33名男童的连环杀手约翰.韦恩.盖兹。(稍后另文讲述此案与重庆将男童抛下25楼的李依芮案的关系)。就如文章之初提到的小猴怎么样疯掉的实验,孩子在婴幼儿时期遭受了虐待、忽视、猥亵或伤害后,他们的同理心、同情心(爱的内核)被关闭了,进入了一个悲惨的循环。

同样的事,在人类身上也发生过。奥斯维辛的幸存儿童,以及前罗马尼亚孤儿院里的幸存者,还有前苏联古拉格的母亲讲述的亲身经历:她的1岁半的女儿被强制送往育儿院,保育员将孩子双手绑在背后喂粥,稍有行为不慎就殴打斥骂,尽管她每次下班后就去探望,女儿还是陷入了日复一日的孤独之中。最后一天,她试着给孩子喂奶,孩子却固执地咬了她,并将哺育自己的乳房抓伤,从母亲的怀抱中爬开,回到了自己的小床上,当夜,在那里死去。

这是我见过的最悲惨的故事。一个小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地丧失了对世界的信心,才宁可死于孤独之中?

魔鬼毁灭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核武器,只需要剥夺爱的内核。

连环杀手盖兹从小被他的父亲虐待性侵,他成年后,理性层面是一个活泼积极的成功人士,理性冷静客观,但私下里,他绑架性侵虐杀了至少33名男孩。在心理测试中,心理学家发现,他对任何通常会唤起人们“紧张、悲痛、不安、厌恶”的画面,毫无任何反应,连心跳呼吸出汗甚至激素水准都没有任何变化。而在与他同类的罪犯中,都具有这样的问题。简单地说,正常人就像正常的猴子一样,听到同类的尖叫哭泣,看到同类痛苦的面孔和动作会不安,而他们,毫无感受,和看到一张椅子差不多,甚至顶多会觉得厌烦。

希特勒、斯大林可能都是这样的心理变态者,再加上他们又握有了绝对权力,并且完全真空隔离了社会——作出将数百万人杀死的决定,实在是不难的。

如果再加上一个将具体的人视为符号,和将人视为工具的文化铺垫,人将同胞不再视为人,灭绝他们,虐杀他们,也是不难的。

在一个红卫兵的忏悔中我们看到,少年的他在用铜头皮带殴打老师时,老师的惨叫也曾让他心颤手抖,但队长训斥他:“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这是你的阶级敌人!(隐藏标签:他不是人)”

以北京为例,这样的红卫兵大多数都有一个悲惨的童年,他们本身可能在童年时期就是在保育院中长大,与母亲的天然慈爱隔绝,或者本身他们的母亲也剥夺了自己的母亲,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之中。他们的爱的内核从生命之初就是被挖出的,或严重受损的。在被授予了绝对权力时,又长期被集体主义,否定了每一个个体的价值、意识与尊严、情感,再加上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了“阶级敌人”作为人的属性时,那么,最残酷的行为发生在他们身上,几乎就是必然。

而这一代人,被挖出了爱的内核的人,正在变老。

同样,以中国大量的儿童被虐案来剖析,我们无一例外地可以看到,每一个被虐被杀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被虐长大的母亲或父亲。我曾经听说正在南京少管所服刑的一个溺死亲生女儿的少女经历:她从小就被父亲虐待,父亲曾为很小的事,将她拖到池塘边把她按在水里要活活淹死她,而且差一点就做到了。而她的父亲对男女关系特别敏感,再三强调教训她,如果胆敢和男人发生关系,就要弄死她。她的父亲经历过什么无从了解,但结果是,她和她姐姐都未婚先孕。她姐姐选择了和男人私奔。她无处可奔,将孩子生在洗手间,然后按进水箱溺死。

从心理学角度太容易解读她这个个案了。但可怕之处正在于,这一切不是个案。如果说在上世纪5060年代,社会制度化地制造了一批疯猴,用的是前苏联、前罗马尼亚的保育院方式(不将人类当作人,当作工具,不将婴儿当作人,当作动物来饲养),而今天,社会正在以另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制造另一批“疯猴”:6100万的留守儿童出生不久就被父母亲抛弃在故乡,1400万的随迁儿童跟随父母挤在城市的角落,无法分享城市的教育福利。

在生命的一开始,原初的爱的内核就被挖出来,抛在孤独之中暴晒,我不清楚这些孩子当中有多少人会被恶摧毁,有多少人会是爱的幸存者。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玛丽.梅因曾经观察一组来自“压力家庭”的幼儿,他们遭受过严重的身体虐待、或来自破碎家庭。尽管在进入收养家庭后,他们得到了善待,但是,早期的受虐经验破坏了一切,面对悲伤的同伴,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尽管他想同情他。别人的哭泣对他们是咄咄逼人的威胁,他们先是高叫“别哭了!别哭了!”但同伴没有停止时,她/他开始揍他,不理会受害者的尖叫,不断揍他,直到对方爬着逃开。

不是这些孩子故意想这样残忍。而是他们原生的情感内核被抠出了,大脑留下了严重的内伤。他们根植于原始本能中的“同理心”被扭曲。

人们生来本就有感知彼此痛苦的能力。所以,伤害别人、或违反道义本身在内心都是一件痛苦的事。人类本来会自然地拒绝暴力、提出公平的分享策略、尝试安慰哭泣的孩子,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部分,本能反应,是进化或上帝在我们大脑中植入的生存程序。——除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被伤害、被摧毁。

那么多被抛弃的孩子,那么多倍受虐待的儿童,6100万,相当于两个德国的人口,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否应该充满悲观?

有人问幸存者会有多少?我不知道。我觉得会有很多。

一片原生树林,有一棵树,从小被扣上了铁丝。随着成长,铁丝几乎把它拦腰勒断。它是所有树木中长的最不好的一个。但有一天,一场特殊的病虫害降临了,所有的树木都死了。只有它幸存。因为铁丝提供的铁元素正好可以抵御这样的病害。

因为在我的身边,甚至包括我自己,都是童年倍受伤害的个案。但哪怕只是残存的一点点的爱的内核,获得滋养,都有可能长出葱郁森林参天大树。我见到很多童年被摧毁的女性,成年后的誓愿是决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也看到很多人,从受害者成为拯救者。

人类是灵长类中的特殊者。虽然生命之初的每一颗指痕都塑造了我们的内心模型。但我们仍然有机会淬火而涅槃重生。在制度化的毁坏没有遏制之前,我们唯有不断播撒爱的种子,在每一个生命的脑干中播下爱的种子。并最终以种子生长的力量,解构摧毁一个恶魔法则。还记得种子的故事吗?一颗幼苗,有水与阳光,甚至可以将机械都无法摧毁的一颗密闭的头盖骨分开。

爱是上帝写在人间唯一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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