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悲惨世界:《背马鞍的男孩》

作者|王怡   发表时间|2009-11-3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真正的理想,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唯有真正的理想,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的时候响起,“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

1885年过后,那些描述苦难的杰作,人们最高的评价,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悲惨世界》。我在雨果的巴黎故居参观,发现他是一个站着写作的人。因为脊椎病,他阅读、写作时,总是站在写字台前——其实有点像梳妆台。想象这幅画面,面对世界,雨果握笔,站着;就像士兵站着握枪,或一个摄影师站着扛机子。


有作家对我说,冉阿让那点事,也算悲惨。我说,区别在这里,你知道雨果是站着写作的吗。他写的冉阿让也是站着的,我们是趴下的。因为苦难只能让人瘫软,不能让人站立。

雨果对他的世界有三个描述,“男人因贫穷而沉沦,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愚蒙”。但这不是最终的悲惨;悲惨世界,是雨果对一个不敬畏、不祈祷、不相信、不悔改,并在一切事业中拒绝恩典的世界的定案。世界如草,被时间收割。世界如风,我们都是捕风的汉子,都是被倒空的口袋。或者说,我们就是伊朗导演莎米拉·马克马巴夫的这部影片。一个残酷的儿童世界。在阿富汗,灵魂输给了魔鬼,我们输给了苦难,还有什么比这个结局更悲惨?

战后的废墟,一个面瘫的孤儿,住在下水道里。天天从洞口仰望。就算没有后面的事,他如何在眺望大雁的同时,相信自己的尊贵呢。一个富家小孩,双腿被地雷炸没了。管家来废墟寻找背夫,他喊道,一美元一天。无数孩子从下水道里爬出,随他涌入院落。如果有一种下水道,大得足够放下沙发和床,我就不会坚持说,这一幕与我的世界无关。

你怎能不怀念雨果笔下的比安维尼神父。世界日新月异,但在他看来,世界不过是一种广泛的疾病。面对花朵,你知道它要枯萎。面对罹患癌症的亲人,你能开口说出真相吗。不要怕,因为亚当之后,人类就是一种末期癌症。不要怕,因为真正的理想是杀不死的。真正的理想不会因饥饿而堕落,或因死亡而虚空。真正的理想,是可触摸、可呼吸、可饮食的。真正的理想,不是关于自由的想象,是关于自由的经验。唯有真正的理想,彷佛有个声音,在人类一无所有的时候响起,“吃吧,这是我的肉;喝吧,这是我的血”。

这是一个让地上君王站着听命的声音。这声音,在影片中的阿富汗废墟上空,在这个独一上帝的名每天都被无数次念诵的世界,却不曾被听见。那个从下水道反复钻出来,又钻进去的孩子,成了无腿少爷的一匹马。两个孩子的相似,远远多过他们的不同。只是一点富足与赤贫,就在他们的灵魂之间,造成了广大的无人区。就像在君王与臣仆、国家与公民、雇主与雇员、丈夫和妻子、公婆与媳妇之间一样。

就像人和老鼠的DNA,有90%相似;人和黑猩猩的DNA,有99%相似。但那微小的差异,成就了遥远的世界。这是一个比“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更悲观的故事。孟子说,那异于禽兽的一点微光,君子可以存之。导演却横下心来,给了孟子的信徒们一个儿童版的“无父无君”的禽兽世界。

那个无腿的富家孩子,他在母亲坟头的哀号,他双手如飞在地上行走,心肠却日益冷酷,直到模仿他的管家,用金钱吸引了行乞的女孩,把自己的仆役扔进马厩。两位主角都是街上找来的残疾儿童。面瘫少年的表情,每一丝抽搐,都牵动我心里那个可触摸、可呼吸的理想。因为大学期间,我也患过面瘫,后来针灸好了。

没有腿,你不能去想去的地方;没有表情,你甚至无法流露忧伤。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记录他在街头,远远望见那个女孩。那奇怪反覆的面容,你无法看出他的“喜欢”,无法识别他遇见的是女子,还是豺狼。直到镜头移往那个行乞的女孩。她转眼过来,我才明白方才的镜头,碰触到一个被囚禁在面容后面的灵魂。

他很好动,他只能用动作替代表情。譬如倒仆在地,表达绝望。但小主人抢走了他喜欢的女孩,面瘫少年连钻出洞口、仰望大雁的心意都被消磨了。他心如死灰,任凭摆布。活下去的唯一的合理性,是真的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一匹马。当马鞍安在他背上,马掌钉入他的脚,他已学会像马一样嘶叫,而不像人一样抗议。

但电影不是关于贫穷的。人类住在一个丰盛的园子里,不是因为贫穷才堕落。人类是因为堕落,才承受了劳苦叹息、汗流满面的诅咒。所以人在生活中对肯定的依赖,胜过对面包的依赖。面瘫少年的悲惨,不在于他失去了最后一块面包,在于他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人的最后一个肯定。

这也不是关于战争的。人们常说,战争扭曲了人性。为什么不反过来说,是人性扭曲了战争。这世界已被我们扭曲得不成样子,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扭曲我们?水不能点燃,钻石不会腐蚀,尽管这么说有些残忍,奥古斯丁还是坚持认为,儿童最大的美德,不是缺乏行恶的意愿,是欠缺行恶的能力。

这也不是关于人权的。在《悲惨世界》中,雨果说,“在人权的附近,至少是旁边,存在着灵魂的权利”。在人权的失丧之前,我们已听不到一句近乎神圣的孩子气的话,得不着一个近乎圣洁的亲密的爱人,也看不见一幅近乎乐园的世界的远景。

残酷的故事背后,一定是信仰的荒芜,和灵魂的失败。不然残酷就不成立,残酷就还有转机。所谓信仰,就是相信我们尚未看见的;所谓信仰的确据,就是看见我们所信仰的。

人或说,废墟之上,还谈什么信仰。恰恰真正的信仰,都从废墟或废都开始。意思是说,生命是白白赐予的,不是我们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在信仰中,任何事物,即使被苦难缩减到最低的水平,“与虚无相比,都显得壮丽动人”。

这是C·S路易斯的精神导师,英国作家柴斯特顿说的。他曾与萧伯纳公开论战,用一种近乎黑色的喜乐与幽默,和深深的省察,为那些身体残缺之人的生命价值辩护。当时,《伦敦时报》邀请一群作家撰文,论述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柴斯特顿为我们这个悲惨世界,写出了人类史上最短的征文,他说,

“尊敬的编辑先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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