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保松 来源｜新浪网
人愈自由，才愈能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愈能感受到生命的天空海阔，也才愈能对既有制度作出反思，并令一个社会变得更多元丰富健康。
教育的目的，总是要将人由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状态，带到另一种更理想更圆满的状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个有名的洞穴的比喻，便是说教育的本质，是要将人从虚幻的洞穴中带出来，见到那象征善的理念的太阳。而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也是要人勇敢地公开运用理性，将自己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因此，讨论大学教育改革和通识教育，首要问题必然是：大学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具备怎样的素质？
回答这个问题，也便等于在回答什么是大学的理念。而一谈理念，则必然牵涉到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人是什么？二，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既然教育的目的是育人，那么任何教育观都必然预设了某种对人的理解。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构成人的幸福？什么潜能和德性，是人应该发展的？我们对人的理解，在最深的层面，决定教育的方向和意义。但人又离不开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和它面对的独特的挑战。谈教育的理念，不能和时代脱节。而在现代社会，教育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而成了公共事业，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因此社会不同群体必然对它有不同的期望。但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却常常充满张力。我们对理想的人的理解，和当下主流社会对人的理解，往往会有强烈冲突。以下我就此略谈我的一些很初步的看法。
在当今中国的大学，有两种对教育的主流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它希望透过各种方式，灌输给学生某种意识形态，令他们接受某种对自我及社会的看法，从而完全服从国家的领导，并诚心为国家服务。这是一种集体主义和效益主义式（utilitarian）的教育观。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这种观点的流弊，有目共睹。它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漠视了人的主体性。它并不重视培养个体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而只是要求将人培训成满足集体利益的工具。它要的是服从，而不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充分运用。这种教育观，违反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价值信仰，我们应该尊重个体的独立和选择，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
第二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市场服务，也即要培养出能够充分为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什么是市场资本主义的特质？还是马克思的说法最为经典：“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又或者用龙应台最近的说法，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是“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作为社会进步的指针。”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发展，第二种观点将会逐渐取代第一种观点，并成为主导性的教育理念。
资本主义社会要的是这样的一种人：在市场中竞争力强；将所有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懂得无限制地鼓励自己及他人消费；将人生中的大部分价值，还原化约为经济价值；人的尊严和社会认同，建基于个人财富的多寡；视自己和别人为完全理性自利的人；将市场和竞争合理化为自然而然的秩序，并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自然律。一旦接受这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便只是要培养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人。
我不认同这种教育理念。理由很多，但说来也简单：资本主义这样看人，是将人贬低了，矮化了，扭曲了，是将人囚于重重的精神桎梏之中。它不仅没有提升人，反而将人向下扯。它不仅没有教人成为有德性的人，反而鼓励人将人最自私最竞争性的一面表现出来。它不仅没有教人要学会与人及自然和谐相处，反而要人将自己和他人及自然对立起来，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己，变得愈来愈疏离。更严重的，是它透过教育传媒广告和各种制度，以无孔不入的方式要我们相信：人本来如此，理应如此，不得不如此。
我们遂看不到其它可能性，遂失去想象的能力。
没有人会说经济生活不重要，没有人会否认资本主义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人不能仅仅是经济人。人还有其它身份，还有其它的价值追求。而这些身份和价值，是不能也不应简单化约为经济价值的。而一旦这样做，很多活动原有的价值便会被扭曲以致消失。我们欣赏艺术，是因为艺术中有美；我们享受友谊，是因为友谊中有信任和扶持；我们皈依宗教，是因为宗教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安顿；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是因为我们有求真的欲望；我们读历史，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追求正义，是因为我们想好好的合理的活在一起。同样道理，我们接受教育，是希望追求知识，陶冶性灵，实现人作为人的一些好的品质，培养德性，能对生活作出反省，并学会好好活着，且活得更好。 （但我们不必持一种本质论（essentialist）的观点，认为所有活动均自有永有地存在一种普遍性的目的。我不否认，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于各种领域的活动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在同一社会或传统，也可以有很多争议。我想这是正常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众多领域同时存在的多元社会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问题，最值得参考的是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3）
我们的生活有不同领域，不同领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不仅在于有多少东西可供我们选择，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价值，能否各安其位，并受到好好尊重。帕斯卡尔（Pascal）对此有极为传神的分析：
“暴政的本质，就在于渴求普遍的，超出自己领域的统治。强者、俊美者、智者和虔敬者，各在自己的领域领风骚，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有时他们相遇，强者和俊美者争着要统治对方，这其实很愚蠢，因为他们主宰的其实是不同的领域。他们彼此误解，谬误之处，便在于人人都想统治四方。”
一个以市场价值为主导的社会，危险之处，正在于商业社会运作的逻辑，会极其强势地入侵和摧毁其它领域的自主性，使得一切活动最后都只剩下工具性价值──以能否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衡量标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体育也好科学也好，通识也好专才也好，都要看它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所谓教育商品化的问题，说到底，是因为我们仍然相信教育不应只是一种商品，不应只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投资，而应有其它更深层更值得重视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商品的逻辑无法理解和容纳的。如果我们在讨论大学教育改革时，忽略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而只是一味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一味用市场的逻辑去判断学术的价值和教育的成效，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会不会将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
所以，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大学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的答案，是培养自由人。
我所说的自由，这里不是指人能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之意。它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更接近密尔（J.S. Mill）在《论自由》中所说的有个性（individuality）的人，也更接近康德笔下那些勇于运用理性，对公共事务作出批评的启蒙人。说到底，更接近苏格拉底那种终其一生，不断对人该如何活着，该如何活在一起这些根本问题作出反省批判的人。我相信，人的高贵（如果有的话），系于人有这种自我的价值批判意识。我也相信，这种意识愈得到发展，人愈自由。而人愈自由，才愈能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愈能感受到生命的天空海阔，也才愈能对既有制度作出反思，并令一个社会变得更多元丰富健康。大学教育大可以有其它的目的和功能，但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实在应该视如何培养出具备独立人格和价值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作为大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正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自由人，通识教育便显得尤其重要。要知道，通识教育的要旨，并不只是要文科的学生懂点科学，又或理科的学生识点艺术文学，而是体现出某种大学的理念。我们希望通过通识教育，拓阔学生的视野，令他们认识及欣赏生命中不同领域的内在价值，从而看到生活多一些的可能性，并有力量去抗衡那潮水般涌来的市场压力。我们更希望，通过对历史文化伦理科技环境等等的探索，提高学生的学养，令他们懂得反省自身反省社会，学会思考如何才能令自己活得更好（How Should I Live），以及如何才能和他人更好地活在一起（How Should We Live Together）。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哲学教师，著有《政治的道德》、《走進生命的學問》、《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政治哲學對話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