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航失联”看中国的新闻学教育

作者 | 秦春华   发表时间 | 2014728   来源 光明日报  



“马航失联”也许是人类航空史上最诡异的事件。几个月以来,除了搜救行动之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媒体在此次新闻报道中令人失望的表现——失望说得还比较客气,更严厉的批评是“完败”——当然,在分析中国媒体为何表现如此疲软时,国家实力看起来是问题的根源。新闻竞争表象下的其实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满意。技不如人的现实,除了激发起奋发向上的斗志之外,也许还是对现在自己无能的一种无奈安慰,更有可能是责任的逃避——毕竟,科技创新是专家教授的事,新闻界大可不必因为技术落后而遭受批评,或许还可以因此去批评。

但极少有文章因此深刻分析过我们的新闻学教育——就我所见而言。我几乎阅读了所有公开发表的关于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从中读到的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缺失。坦率地说,按照中国新闻学教育的现行模式——或者说中国本科教育的现行模式——将来如果再次出现类似马航失联这样的事件时(我们希望它永远不会再次发生),中国媒体可能仍然逃不出集体失语的尴尬状态。

马航失联事件是世界新闻报道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在其他各种新闻事件中,要么有人会告诉你事实——真相是什么,而且总有人知道真相;要么你可以到达现场,即使是战争,你也可以在战场上向全世界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你足够勇敢和具有职业精神;要么你掌握了数据、图片和有关知识,可以通过逻辑推演还原事件可能的状态并且进行分析和评论。但这一次,什么都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数据残缺不全,所有人面对这一事件时完全束手无策,耗费数千万美元的搜救工作被事实证明完全做了无用之功。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当没有人告诉你事实——不要说真相——的时候,你怎么办?

当你无法到达现场的时候,你怎么办?

当你拿不到数据、图片和秘密资料的时候,你怎么办?

当面对一个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的事件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就是在马航失联事件报道中中国记者面临的窘境:当他()们习惯于从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得到事实和真相时,偏生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自始至终没有发布任何有价值的关键信息;当他()们甚至勇敢地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时,偏生这一次的现场不知道在哪里;当他()们企图去搜集数据、图片和资料的时候,偏生这一次的信息源几乎都不在中国;当面对一个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的事件时,他()们也同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面对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媒体无论如何不能无所作为,于是,记者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采访家属——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自然是招人恨的做法;当无法从家属那里获得新闻原材料时,只好不停地引用外媒的报道——有总比没有要好,你总不能让版面空在那里;因此,毫不奇怪,中国记者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祷。祈祷本身没有错,但是当你没有其他“硬”手段而只有祈祷的时候,祈祷就显得分外苍白了。

不能因此而责备新闻记者。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苍白”的行为是因为他()们曾经接受的是“苍白”的新闻学教育。你怎么能够指望苹果树上结出的果实会是蟠桃?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媒体市场化进程和高校扩招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量的新闻传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原有的“北人大南复旦”格局被迅速打破,北大、清华等高校逐步恢复了曾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传统院系单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为基础的教学不同,新成立的新闻传播学院大多数从本校或外校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相关院系抽调人手,组建专业和教师队伍。课程除了继续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外,还引入了不少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记者一向是中学生最向往的职业之一,新闻传播专业受到了许多学生热捧,成为仅次于金融学的热门文科专业。需求旺盛,再加上成立门槛低,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新闻学教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盛况。

然而,进入大学之后,许多选择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感到失望。新闻传播学院被普遍视为“水院”,课程被普遍视为“水课”。一个重要的旁证是,在那些允许修双学位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总是修双学位人数最多的院系之一——修双学位的学生越多,说明本专业的学习挑战性和课业压力越低。学生们在学业上面临的一个尴尬现状是,新闻专业似乎什么都要学一点,最后却变成了一个没有专业的专业。“新闻无学”的本意是强调新闻学的实践性,构建的是一个大型超市,却在现实中却使新闻专业变成了一个“杂货铺”。更微妙的影响则在于,一个其他专业毕业的学生如果从事新闻职业的话,似乎要比新闻专业的学生做得更好。比如,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从事财经新闻报道时总是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有关法律新闻报道中也显现了专业优势。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某新闻媒体关于临床实习医生的报道被卫生部毫不留情地批评为“片面和不正确的低级错误”——由于专业知识的缺失,新闻工作的正义和良心很容易驱使记者从情感上得出“政治正确”却似是而非的非专业结论。

这种经由拼凑而快速上马的方式,其实是对中国新闻学教育的伤害。新成立的新闻传播学院一方面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础而弱化了对学生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也没有构建起西方传播学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基础,由此炒成了一盘新闻传播教育的“夹生饭”。新闻传播是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用在新闻传播专业是最合适不过了。第一流的美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有在新闻第一线从业的经历,并且给学生提供了许多实习机会。但中国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教师,本身就缺乏在新闻实践中的从业经历,研究的重点也侧重于理论和历史研究,当然不能给学生带来鲜活而真实的新闻学教育。这不能不说是导致中国记者新闻专业素质相对较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样的新闻学教育,只会习惯性地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现成的知识。然而,一旦在新闻事件中没有现成的东西时,学生又怎么会提出解决的办法呢?这样的新闻学教育,总是使学生习惯了从有到有,却没有教给学生面临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怎样去无中生有;这样的新闻学教育,只会习惯性地要求学生去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做事。然而,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时,学生当然就会方寸大乱;这样的新闻学教育,也许习惯了教给学生新闻写作的技巧和用于描述事实的工具,却很少教会学生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这些技巧和工具,特别是很少使学生掌握分析数据的能力。但西方传播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给学生分析真实世界里的数据并且能够从数据的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更顶尖的新闻学教育——不仅仅是新闻学教育——还会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在没有数据的时候如何去发现数据。纽约大学新闻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都设立了与商学院合作教学的项目,学生也可以籍此获得MBA学位。经过这种严格训练的学生毕业后常年泡在华尔街,最精通的技术就是分析各类数据,或者从公布的数据中敏感地嗅出不对劲的地方,往往会有重大的新闻发现。此次《纽约时报》的记者们之所以能在马航失联后的第一时间就写出18篇分析和报道文章,靠的就是这种日积月累的“硬”功夫。

因此,并不奇怪中国记者会在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中如此疲软。如果他()们没有疲软才会是一件奇怪的事。一线的记者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大发展阶段里接受了这样的新闻学教育。所以,不要去批评他()们疲软。换作了你,也一样会疲软——如果你没有接受过不疲软的专业训练。

如果从这个角度反思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许我们亟须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改善:首先,要尽可能提供各种机会,训练学生在真实的世界中获取资讯的能力。也就是说,实践教学是新闻传播学院教学的核心。学生们必须经常性地置身于各种真实的新闻场景之中,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各种设备,他()们在学校里使用的设备应当和他()们日后在工作岗位上使用的设备一致。在这方面学校要舍得投入。有些学校因为担心设备损坏而不允许学生使用,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荒唐的理由。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所有设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这些设备全部由学生来加以管理和使用。我问学校的教务长,你们不担心学生会损害设备吗?教务长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他说,设备再昂贵也要在使用中才有价值,如果不允许学生使用,购买这些设备还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们而言,他()们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并非是背诵书本上已有的结论和知识,能够在考试中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而应当是自己从真实世界中感受、体悟和推导出来的知识和能力。

其次,应当将数据的发现、搜集、整理、分析和使用列入新闻传播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在大数据时代尤其应当如此。也许这需要其他学科的强有力支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从统计局或其他机构和学者的数据库中获取需要的数据,而应当学会如何在没有现成数据的情况下去发现和搜集数据。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但一旦学会了这种本领,则终身受益。

第三,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教给学生那些前人已经知道的事实和知识,而应当使他()们掌握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新闻记者,你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去完成任务,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即使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思路和办法。

这些能力恐怕都不是从书本上能够得到的,需要根据未来技术进步和世界新闻格局的变化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显然,未来的新闻学教育必须更紧密地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许还有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而相对弱化纯粹文科写作方面的训练,尽管新闻写作仍然是记者最基本的能力要求。也就是说,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我们所提供给学生的新闻学教育,不能再是传统意义上文人气、书生气和学生气十足的书斋教育,而应当带一点英雄气、江湖气和豪侠气,必须学习美国多层次的新闻教育,为学生提供的是真刀真枪的新闻实战训练。

也许,上述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新闻学教育之中,在其他学科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为了高考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学生早已习惯了去做那些已经有人知道答案——而且是唯一答案——的题目,对于那些完全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当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和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创新能力日渐弱化,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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