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 2014-3-3 来源 | 搜狐教育
［原题：找回缺失的生命教育］
朱永新：教育的改革有两个方向，一种自上而下，一种自下而上，各有各的优势。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土壤和群众的基础，所以往往容易流于形式，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官僚主义，往往是很多改革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还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扎根于民间的草根的教育改革，这样的改革往往更懂得一线老师的需要、更懂得现实教育存在的问题，所以推进起来更容易成为教师自觉的行动。
在2014年全国两会开幕前一周，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先生更新了一篇名为《老兵新传》的博客。担任政协委员多年的他，在博文中坦言，自己面对时代大潮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长期关注的教育领域的汹涌民意，不敢有一丝懈怠。
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朱永新十二年如一日，强调教育者的反思，为打破教育异化和矫正扭曲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有力探索，新教育实验亦被称为发于民间的新希望工程。十多年来，新教育从当初一所学校发展到2000多所学校，共200多万名教生参与了新教育实验。
3月3日上午，朱永新接受了搜狐教育的独家专访。谈及新教育，他有着独特的解读：“我们要找回传统教育缺失的东西，比如说心灵教育。”朱永新相信，在教育创新的道路上自己不是孑然一人，并赋诗感叹道：同心同行更同向，道路自信不彷徨。
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消失
搜狐教育：2014年两会序幕已经拉开，在您最近更新的一篇博文《老兵新传》上，我们了解到,您已经撰写并提交了一篇与发展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大会发言，您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作为一个政协“老兵”，您打算在新的一年履职的路途上书写怎样的“新传”？
朱永新：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文化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孩子们过的都是什么节？万圣节、情人节等“洋节”。他们对中国的传统节日没有感情，也不会有兴趣。吃喝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星巴克。穿衣服不用说，穿的都是西装，连我们都穿西装、打领带。崇拜的人是谁？乔布斯，奥巴马……
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乃至于价值观都已经越来越西方化了。那么我想问我们还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正在消失。更不用说那么多古村落，那么多传统文化每天都在消失了。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的确是很危险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选编，你教什么，实际上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有意识的来意识到我们的传统教育、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这样可以更好的从课程、教材、教学计划、教学方式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代入进去，因为现在学校里没有。中国古代的教育还非常强调中国人最基本的琴棋书画，现在都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搜狐教育：民进本身就是一个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有百分之七十的会员来自教育界，能不能结合您的亲身经历谈一谈民进内部的会员们为推动教育改革做出了哪些努力？
朱永新：民进中央本身是教育党派，在教育方面会一如既往继续的推进。
第一，关于高考改革。因为今年要出台具体的高考改革的方案。事实上，我们在前两年我们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就是专门研究高考改革的对策和方案。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案，共有十几条具体的建议，我们想进一步的推动我们国家高考制度的变革。
第二，关于教育均衡发展。因为公平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在当下最突出的问题还是教育公平。所以我们在推动教育公平、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上，会进一步做调研推动。
找回缺失的生命教育与公民教育
搜狐教育：您主导的新教育实验，从2002年开始在全国推广至今已接近十二年时间，新教育实验当前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新教育”这一路走来，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朱永新：现在新教育实验在全国有两千多所学校，有四十多个实验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我们合作在共同推进。大概有将近两百万的教师和学生参与了我们新教育实验，应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线老师欢迎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实验，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教师的行走方式和学生的生存状态，所以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现在不断的有教育行政部门，有学校和老师在跟我们提出希望来加盟新教育实验。
另外我们的组织机构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专门成立了新教育的研究中心，专门成立了新教育的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新阅读研究所，新父母研究所，整个新教育的研发、培训、成长有了比较好的组织构架。
第二，教育体制必须独立。美国耶鲁大学的最大自豪，就是它的校长冒着失去政府补贴的危险，也要坚持独立办学的立场。蔡元培虽然是教育官员，但是他在某些方面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必要时几十次辞去部长、校长之职来加以抗议。他的一生，是不断就职和辞职的一生。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应当是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内核，无论校长还是学生，都应该遵行这样的校训为。蔡元培是这方面的楷模，可惜，这样的校长早已不复存在。
搜狐教育：您的一篇文章提到新教育的课程研发，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朱永新：对，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只是提出了整个新教育构成的构架，我们未来整个新教育的课程，它是一个以生命教育作为基础。对生命的关注这是现代教育远远不够的。
几天前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实际上其中也有生命教育缺失的问题，对生命的漠视、无情，我觉得都和生命教育关注度不够有关。我们将在未来的新教育学校，专门有一门课程就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从珍惜生命开始。我们应该教会我们的孩子怎么自我保护，怎么应对危险。
再比如说怎么珍惜自己的健康？这些在我们学校里都不教给孩子，这是人生最有用的东西。保证最基本的生存、安全后，再往上就是生活。怎么样过一个有情趣的生活、让生命能够张扬？这都是生命教育的本质。
在生命教育之上有三个大的板块：公民教育、艺术教育和智识教育。昆明的事件也是公民教育的缺失，作为一个人民社会的人，怎么去关注人的命运，怎么关注社会，怎么看待民族和宗教。怎么遵守法律，这都是一个公民教育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些在学校教育也是缺失的。所以公民教育将是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门新的课程，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希望教育部门蹲下身看看民间的探索
搜狐教育：在中国教育各细分领域，都不乏富含改革创想的人。比如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等等，您怎么看待自下而上的改变中国教育这样的人？你们觉得你们孤单吗？或者说你们以后对中国的教育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朱永新：教育的改革有两个方向，一种自上而下，一种自下而上，各有各的优势。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缺乏一个比较好的土壤和群众的基础，所以往往容易流于形式，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官僚主义，往往是很多改革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还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扎根于民间的草根的教育改革，这样的改革往往更懂得一线老师的需要、更懂得现实教育存在的问题，所以推进起来更容易成为教师自觉的行动。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真正的智慧实际上在民间，实际上作为教育的行政部门，应该去不断的发现这样一种民间的改革，去支持民间的改革，然后把它变成政府的意志和行动。上下联动，是最好的推进改革的策略。现在我们对民间的改革重视得不够。像李希贵这样的十一学校的探索，包括朱清时的探索，包括我们的探索，完全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好好的蹲下身子来看一看，来了解，然后去发现，去推广，这样我觉得对于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会更有作用。
我觉得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毕竟在行走过程中，队伍不断的在壮大。包括你们的媒体朋友也不断的在关注，把我们的声音不断的在扩散。
小升初就近入学治标不治本
搜狐教育：小升初就近入学的新政一经公开，便成为当下的教育热点。但是不少公众对“择校就近”仍然觉得很茫然，您怎样看待这一新政？
朱永新：所有的公平都是相对的，即使用考试的分数来招生，公平也是相对的。用距离的招生，公平同样是相对的。
比如用距离来说，国外就有所谓的穷人区、富人区之分。很多高档的住宅区，周边的学校可能相对会比较好，因为生源的结构比较整齐。所以国外往往都是通过到高档住宅区，去选择学校，这样一种方式。我们的情况虽然不像国外那么特殊，但是事实上也是这么形成的。
我觉得就近入学只是解决了教育的一部分问题，不是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缩小学校之间的差别，这才是根本之道，否则永远做不到公平。我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缩小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剪刀差，所有的公办学校应该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就需要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通过建立学校标准把所有的硬件完全一致化、标准化，这样的话你在哪个学校硬件都是一样的。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软件是校长和教师。当然在中国校长和教师的流动还有很大的难度，本身也有蕴藏着一些问题。从校长的角度来说，如果短期在一个学校任职，他在培训上就不会下那么大的工夫，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走，那么他就没有一个长期的培养教师的期许。
怎么避免这个问题？我们是建议校长轮岗，至少要一个周期，比如小学要六年，现在两三年是没法做的。教师的轮岗最好大致在相应的一个周期，不要太短。初中一个学段三年，高中一个学段三年，小学一个学段六年，这样能够比较符合教育的规律。
在流动没有完全能实施之前，我建议采取集团化管理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我在苏州当副市长时一直推动把差的学校交给最好的学校去管理。首先木桶原理，决定教育品质最短的一块板解决了，政府最重要的先把最差的学校问题先解决，每年解决最差的一批学校，把最差的交给最好的去办。这样一均衡，均衡至少到了中等水平。
搜狐教育：那均衡到中等水平之后呢？
朱永新：因为差总是相对的，明年再找比他更差的、再差的，这样不断的去努力。然后扩大优质教育为主体的学校的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大学区制。今后采取学区制，比如说像人大附中，或者北京四中，把周边的差的学校都交给他办，慢慢的学区可以逐步逐步扩大，扩大到了所有的好学校都有它的一个学区范围，最后形成若干教育集团，这样就把最差的学校给消灭了。
实际上老百姓最不愿意去的就是那些相对比较差的学校，如果差不多的情况下，稍微差一点，我相信他不愿意去折腾，花那么多钱，然后去乘公车上学那么长的时间，不会的。多数老百姓肯定是选择成本代价最合理、最节省的办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快的消除最薄弱的学校，缩小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剪刀差，我觉得这是解决学校的最根本的东西，解决教育公平的最根本之道。所以就近入学，实际上是一个治标的办法，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但是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好，管总比不管要好。
高考最需要改革招生配额管理方法
搜狐教育：2013年，有十余个省份实行异地高考，但响应者寥寥，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您认为异地高考政策应该怎样设计才能更好的满足各方的诉求呢？
朱永新：改革总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觉得走比不走总是要好，开放总比不开放要好。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落实制度的缺陷。
我觉得在哪里考其实本来并不重要，因为由于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分数差距太大了，名校在不同地区招生的比例又不相同。我一直主张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名校在不同区域招生的比例失衡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的北上广，北上广因为本身名校集聚得多，它们在本地招生的比例就特别大，所以大家都愿意到北上广去。如果适当的降低在本市招生的名额，那么这样就会好很多。第二就是缩小区域之间的剪刀差，你说要不要照顾？当然要照顾，但是要照顾的不是北上广这些城市，需要照顾的恰恰是弱势人群和弱势地区。在西方它也有所谓的配额制，那些名校必须要对薄弱的人群，弱势人群，要给他有更好的入学机会。但是这个机会不是简单的像我们这样，通过加分，通过其他的一些不太合理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通过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设计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改革我们的招生配额的管理办法。
搜狐教育：近年来自主招生出现了一些违规现象，您是怎样看待这类事件的？
朱永新：有的东西表面上看着很公平，实际上里面含有不公平的成分和做法。所以我觉得在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以后，怎么样更公开，更透明，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过去高校设立的招生委员会往往都是权力部门，校长，分管招生校长，教务处长，招办主任，出任这样的委员会。缺乏一个监督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应该让高考的过程更透明，更公开，落实人员的信息，尤其是破格录取人的信息尽可能公开。所有信息要在招生委员会上一一过堂，不是少数人说了算。我觉得至少低于学校的平均线的所有的学生，应该数据要更详细，说明要更透彻，这样子确保整个招生的公开。因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高考自主权增加以后，学校腐败会更严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搜狐教育：2013年，多所高校校领导都因为腐败问题落马，您认为高等教育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打击类似现象？
朱永新：高校不是真空，它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当一个土地连空气都是腐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能免俗。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两条，一个制度建设，一个阳光，就是这两条。所有的腐败在阳光下它都是没法存活的。比如基建也好，招生也好，的确它有很多很多的潜规则。不仅是高校，所有的行业都有潜规则。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加强监督，严格的监督，一方面透明，彻底的透明。我觉得这两条做到了，不仅仅高校的腐败，所有行业的腐败，我觉得都用这两个方法去解决，去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