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郭齐勇 来源 | 爱思想
“五四”健将们的思想方法论与他们的前驱，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维新派、革命派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单向直线进化论是他们批判传统的主要理论武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民族、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危机的逼压之下，康有为、严复等盛倡进化论，以对应“亡国灭种”的困境。如章太炎所说，严复译的《天演论》一出，物竞天择之理，深入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五四”启蒙思想家更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点，为信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了空前的颠覆和清算。陈独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而已耳，保守云乎哉？”陈独秀以“创造”定义“进化”，指出：“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陈独秀迷信进化的普遍性、不间断性。胡适固然承认渐进和点滴改造，说“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然对于文明的进化与再造充满信心。不断进化是“五四”精英的思想预设。他们对世界的进化抱着理想主义，认定进化普适于一切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宗教到科学。在潜意识中，他们坚信世界必然进化到乌托邦的胜境，而当时中国的政治、教育、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不可以适生存于今世，不能不被淘汰。实际上文化与文化的进化是非常复杂的，各文明发展的道路不可能都一样，而是多线多向的，且进化本身亦涵盖了反复与跳跃，离异与回归，不可能那么笔直。限于当时的境况，“五四”主流思想家大多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参照，以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以落后／进步的二分法，将东西之分视为古今之变，消解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本土诸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激烈拒斥的立场，因而不可能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他们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归诸于传统。
我们不能以“应然”的方式去指责“五四”前辈。“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之“实然”状况不是我们后辈可以假设或者可以说三道四的。他们所处的环境特别恶劣，不仅是内忧外患，尤其是启蒙所遇到的强大阻力。他们的矫枉过正其实也是被腐朽的政治势力和孔教喧嚣逼出来的。
在国粹派不绝于耳的指责攻击声中，陈独秀不能不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物)，这几条罪案……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中西、新旧势不两立。陈独秀认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中，“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
其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宋恕、章太炎已开启了批判儒学正统，特别是批判汉宋诸儒之先河，但他们或者维护、恢复孔子精神，或者批荀、批孟，并不把矛头直指孔子。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上已出现激进的反传统言论，直指孔子、儒家。辛亥与五四的文化革新思潮，在思想与人脉谱系上都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陈独秀、蔡元培、吳虞、鲁迅即是这两时期的代表。到“五四”时期，对孔子攻击最烈的是易白沙、陈独秀、吴虞，其次是胡适、鲁迅、李大钊。按胡适的解释，陈、吴等攻击孔子的依据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儒家教条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坑人的法律制度，而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换言之，打孔家店，是从根本上扫除旧的礼教、法律、制度、风俗的需要。可见，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是中国文化内在的要求，还不仅仅是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所作出的反应。但这种反应仍然是重要的面相。所谓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及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面对冲击的一种反应。
陈独秀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他比较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差异，痛斥东洋民族具有卑劣无耻之根性，应全面输入西方社会制度与平等人权等新信仰，彻底勇猛地与孔教所代表的传统决裂。胡适毫不客气地批评、嘲弄民族自大狂，指摘东方文明，热烈颂扬西洋文明，主张“往西走”，以西方为楷模建构新的制度文明与精神价值。他咀咒我们是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胡先生这里颇多愤激之词。直至1935年，关于所谓本位文化的论战中，他坦承自己主张“全盘西化”，全盘接受新世界的新文明，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因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不久他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改用“充分世界化”。
陈、胡认为，在西方／中国、传统／现代两者之间，非此即彼，只能选择一种。郭湛波在30年代中期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概述新文化运动时指出，当时的思想冲突，是工业资本社会思想与农业宗法封建思想的冲突。陈、胡等所做的主要工作，“一方破坏中国农业社会旧有思想，一方输入西洋工业资本社会之新思想。”“中国农业宗法封建社会思想的代表，就是孔子……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冯友兰，晚年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对于东西文化问题，也感觉兴趣。后来逐渐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近代化。”
中国向现代的迈进经历了这一痛苦的反传统的阶段，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林毓生指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是“全盘性”的或“总体论的”，“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其所以如此，除了启蒙思想家无力在总体上拒斥中国传统的影响外，主要的思想原因是他们信仰进化论，执定中西、新旧的二元对峙，非此即彼。
同样是启蒙，即便是陈独秀垂青的法兰西启蒙，也并没有毁辱西方的文化传统，相反有的法国启蒙学者承认自己身受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之赐。当拿破仑的马队把法国启蒙学者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却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普遍的人类，只有特殊型式的人类；没有什么普遍价值与永恒的原则，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没有什么“一般文化”，而只有“我的文化”。在这里，实现近代（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定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不一定意味着要拒斥“民族精神”。
自由主义者、自诩为 “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晚年对五四以来影响甚巨、附和甚众的陈独秀的议论曾加以批评，指出：“一种言论如因合于一时一地的情绪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谓‘时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么错误的机会可能更多。这类‘时代精神’式的言论，等到时过境迁，回顾起来，加以检讨或分析，往往发现是‘时代的错误’。”“我现在要问：如果说必欲倒孔才能实现民主，那么西方国邦必须扫灭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国邦实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伤呢？我现在又要问：如果说必欲反对旧文学和艺术才能提倡科学，那么现代西方国邦科学这样高度发达，是否同时停止究习古典文学和艺术了呢？”殷指出，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考在逻辑上完全不通。他又说：“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与孔制不同。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孔制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无从导出民主政治。因此，中国要建立民主，必须排除孔制，另辟途径。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氏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这个提示很有意思！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从孔子、孟子到黄宗羲等都有宝贵的民主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政治的制度架构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分权、制衡、监察机制。中国近代没有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原因十分复杂，但不能完全归咎于传统。
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是有选择性的。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挑战、相互批评、相互适应。
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科技发展、物质文明、社会改革、制度建构和价值观念确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层面，但仍需要筛选、扬弃。用好坏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来看待传统，把它看成罪恶之渊薮或可以被抛弃的包袱，是太简单化，太意气用事了。文明的进化不可能没有积累和继承。各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