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钱理群“告别教育”

作者 | 曾鸣 袁幼林    发表时间| 2012-09-18    来源 | 南方周末


本文获得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闻奖提名奖

获奖理由

通过颇具影响力的钱理群退休之后介入基础教育之失败,揭示出中国教育失败之症结:没有社会体制的变革,教育改革就是一句空话。稿件谈教育,但兼具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引发强烈反响。

钱理群以鲁迅自励,要在绝望中反抗,但基础教育十年试水,却令他收获“丰富的痛苦”。 (东方IC/图)

 

任教五十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节节败退”

“钱教授,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

2004年4月末的—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洎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个字—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模—样:—开始人很多,慢慢的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次执拗的“反击”。

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个老板要投资编—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钱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理群还陆续推出《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等七部著作,对基础教育进行持续发声;他其他的书里,亦不断提及有关中小学基础教育。

钱理群将自己的介入分为思想者和实践者两个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是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成果,他在该书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提出教育目标,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刺激与批判。“我—开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论,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明确提出‘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语文教育门外谈》的后记中,钱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过瘾,“付出太多,收获却有限。特别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说的多是常识。”

著作—本—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些—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

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个实践者。”

同时,教育界—些专家发出质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要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撤掉;我就有点不服气,我就说退休之后我要去上课,争取讲鲁迅,而且是开课。”

钱理群坚持向中学生讲授鲁迅,他总是说,鲁迅最可贵的一点是在绝望中还有反抗。 (南方周末资料图)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要发现教师,总结经验,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

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他在那里度过了青舂岁月,这也是—次寻根之旅。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钱理群在《我的教师梦》中回忆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2006年,在给—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这是钱理群在进入中学课堂之外的—种实践方式,并且成为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种形式。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紧接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其中,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被钱理群激赏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摘选罗素、爱因斯坦、黄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余篇文章,力图对学生们的“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

四川成都新都—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脚踢开,告诉每—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

湖北石首小河中学语文教师马—舜和许丽芬—道被钱理群并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两位教师,马在信中谈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自己愿意作为—个“先觉醒了的父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应试教育“黑暗的闸门”,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这与钱理群不谋而合,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那正是他基础教育理论的最初来源。

湖北仙桃一中语文教师梁卫星则得到了钱理群“最有思想”的赞誉。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村教师,将对教育的观察写成小说《成人之美》。钱认为该小说将人性的阴暗描写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哲学的深度”。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

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钱理群推荐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的书写序。钱理群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对于在学校不受重视、不合群的教师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对马一舜和许丽芬等钱理群口中的“底层”乡镇教师而言,更拥有部分特立独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护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因操劳患脑癌去世,9月8日,一场有关马小平的追思会在北京召开,钱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师们聚首,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

这些老师们更丰富了钱理群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梁卫星向钱理群写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信奉“活着主义”,“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在给梁卫星的回信中,钱理群指出,信奉“活着主义”的冷漠机械性人格的人,尽管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也会进行无声而绵长的抗争,但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的顺民性格。

之后,结合王栋生总结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钱理群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精致”则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于和教师们联系的裨益,钱理群说,“原来都是空谈的,现在和他们结合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体制。”

钱理群认识基层教师越多,发现越多“真正教师”的同时,他也对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夏昆和他的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怎么怎么’,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

夏昆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让孩子们在地上罚做作业,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C,摸鼻子选A,摸眼睛选D”在内的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喊,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老,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

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2007年暑假,钱理群在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会议结束后,一位大学教师提出要求,要钱理群举例说明“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的作用”。这一问,问得钱理群当即“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心中却隐隐作痛”。

而越和基层教师们交流,对基层教育的状况了解越深,钱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从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变,如今,他已拒绝再高谈教育理论。

“丰富的痛苦”

“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则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做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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