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我不敢教孩子

采访者|信力建  受访者|汪丁丁  发表时间| 20050805    来源|《南方周末》

 

  

有很多现代教育家,都提倡“家庭学校”,家长最了解孩子,从生下来,根据他的生存体验为他设计教案,编写教材,然后通过美国教育部的考核标准,这是非常昂贵的教育方式,但它肯定是最适合的教育方式。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知识是一个过程

 

信力建(下文简称“信”)对教育工作者来说,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你怎么看呢?

 

汪丁丁(下文简称“汪”):知识是一个过程;海德格尔说西方的人生走到三十年代已经到了它的尽头,最后像俄底甫斯一样,自己流放到语言当中去,然后找到了诗,从诗又回到了人生,这是它的命运。而对东方来说,没有这件事情,没有BEING这件事,我们是象形文字,几千年下来一直没间断过,没有转化成拼音文字。按照德里达的解释,出现拼音文字才可能出现形而上学这种单维的事儿。象形文字非常形象,不会脱离生存。从现实来讲,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这样的学校最适合的就是教给学生发展、实用、技能。但是最后、最高级的,最柏拉图式的教育哲学,就是所谓经典主义,读经典,读大著作,个性化教育。有很多现代教育家,都提倡“家庭学校”,家长最了解孩子,从生下来,根据他的生存体验为他设计教案,编写教材,然后通过美国教育部的考核标准,这是非常昂贵的教育方式,但它肯定是最适合的教育方式。

 

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未来的走向,谁都没资格办教育。我们有什么资格教孩子?在这一点我是很悲观。我觉得你们各位都有勇气。我妻子也有勇气,敢教孩子,我不敢,我和孩子非常平等,我们俩就打游戏机,其它事我不管。没法教,每一个议题出来,我都给找出十个理由这边的,十个理由那边的,它都对。所以我觉得教育是最最难的一件事。

 

我不敢教

 

汪:我和盛洪在1993年有个对话。盛洪突然问出一个问题,他说丁丁啊,这要孔夫子碰上尼采,尼采就是一流氓,手里拿一把刀,我不和你讲理,什么礼义之邦,一刀捅死你了。这世上要都是孔夫子,有一个尼采就称霸天下,因为打不过人家。还归结到李泽厚的概括:你想把他培养成为孔子式的思想家或找到个人实现的教育路线,他没法生存。你要想教他生存技能,境界又上不去。美国的家长有两种看法,演员阿诺德认为他的孩子要让他吃苦,斯巴达式的,不给一分钱,这是一种理念,否则很容易宠坏。还有一种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不能经任何风雨。这两个极端都有道理。一个苦孩子,出身极贫困,一层层地爬上来,得“杀”(淘汰)多少人啊!从农村到大学,然后成为名教授,而性格不扭曲,这概率极小。而性格要想不扭曲,童年必须幸福,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但童年幸福的人意志薄弱,你说你怎么教这个孩子。我就不敢教。

 

信:假如我们要培养绅士,他遇上了清朝人,就要举手投降了。中国到了近代和现代,虽然自己是野蛮的,但它觉得发达国家更野蛮,怎么思维这个问题?

 

汪:确实我想不清楚。如果我们说迎头赶上,现在西方都向东方学习了,于是我们可以放弃工业化的那一段知识过程,放弃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过程。因为你把科学落实到技术上,就是工业化,把科学的知识观和伦理观落实到政治生活中间,就是民主,它是一对概念。另一种救治的方式,是我们希望西方不来打我们,但还很难说,所以我不敢做这种幻想。

 

文化转型

 

信:我们老师可以想想,现在我们的教育目的或者取向,是按东方“仁义礼智信”的目标培养出有道德的人,还是培养出符合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打败别人而生存的人,大家认为采取哪一种价值比较合适呢?

 

汪:中国社会现在面临转型。对应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学西方还是不学等等。这是从鸦片战争被西方打了后我们自然的反应过程,最深的就是文化转型,大概需要几百年时间。所以我真的没办法看得清未来是什么样,也就无法判断家庭的这种自然主义教育观,是让孩子模仿他们的父母这样更好一点,还是按照我们现在设想的价值观。但是在稳态社会里,比如说西方,中产阶级的孩子已经很熟悉他们未来的生活方式,这时家长教的就是这孩子将来需要的。所以自然主义教育是可以的。按照西方美国教育部发表的资料,0-7岁的小孩子受父母影响最大,它是所谓的模仿阶段。但到了能交朋友的年龄,孩子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超过孩子家长的影响,也远远超过我们老师对孩子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的情况。朋友之间价值观的影响起很大作用,这是美国社会的特点。

 

你提到的是一个本质的困难,绕不过去。你的表达本质还是同一个。我回到你刚才最后的那个,我们怎样来弥补我们国学传统的缺陷?中国的文化传统它的理想境界梁漱溟早年总结过,叫做“耕读之家”,一边是农夫的生活,陶渊明式的,回到屋子里就是琅琅读书。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田园生活,也是后来亚当·斯密晚年最欣赏的生活,这叫自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欧洲那样非自然的发展。所以盛洪老师要在这,就会说要商榷一下,你的前提是不是值得怀疑。如果前提不成立,我们就不需要学西方,所以梁漱溟说中国再发展五千年,如果不碰到西方人,它永远也造不出火车大炮来。为什么?它志不在此,它的精神取向是内生的,不是外扩的,不是去征服世界的,所以根本不希望去影响别人,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过我们的耕读生活就完了。

  

信: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到底教孩子什么,是教他做道德君子,还是做强盗,还是两者都不做,告诉他更多的生存方法和价值观,让他自己去选择?

  

汪:你的问题特别重要。2000年加德纳在日本东京有一次演讲:关于多智能的。他在东京的演说题目就是面向21世纪的教育我们应该教什么?加德纳在那次演说当中提出,21世纪的教育是什么?是思考力的教育,批判性的思想的能力。孩子从老师那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从老师那学到如何思考的技能。这样,他将来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生存不是很大的问题了。这是个原则,我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人是在这儿讨论也会赞同这原则,关键从经济学角度,什么价格才能落实这个。

 

生活在他方

 

信:在我个人接触的人当中,你的知识量是最丰富,博大精深,你怎么掌握这些?你怎么学习的?

 

汪:很多学生都说,我们和汪老师怎么越读书差距越大?那是。你想我每天早晨起来看几个小时书,到八点他们起来的时候,我已经结束了几十本刊物最新文献的综述与阅览,在网上。所以差距确实越来越大,所以张维迎说过一句很精致的话,你不能都去学他那个方式,因为很昂贵,衣食不愁才行。

 

信:你能不能讲一些最基础的学习方法?

 

汪:这也很麻烦。凡到西方社会经过学术训练,它是强迫你每句话都要有典故。博士论文几百篇文献是有,上千篇是常见的事,很好的博士论文通常正文的篇幅比索引少很多。经过这么多年的训练之后,就很自然的脑袋里背的都是谁、哪年的、什么刊物,连第几卷,什么页码都要知道,这是一个学术的说服力。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个开中药房的,拉出来全是各式中药,但是对学术建设有好处还是坏处我也不清楚,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学术重建里,我和樊纲讨论过,现在用盛洪的话来说就是掉西方人的套里了,每个人都满脑子文献,具体政策问题提不出来,提出来都不对。那也有问题。

 

信:我总感觉我们的中小学教师在知识量上很缺乏?

 

汪:我的思维全是经济学的。在一个社会情境里,教师们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时候,他是最早要关注人类命运的。小时候我是最淘气的一位,我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太闹,二年级的老师给我起了外号,说你这块肉是臭肉,结果我的外号就叫臭肉,到四年级碰到一个好老师,她看着这孩子太淘,但又聪明,她就想办法刺激他的自尊心,淘气孩子无非就是自尊心没有开发出来,她突然出乎我意料,把我的一篇作文当范文全班读了一下。我很惊奇,从来没人表扬我,其实范文也不好,用了一个词儿是成语,她就唯独把我的文章挑出来重点表扬成语的用法,那一刺激也不知道哪根神经乱了,数学竞赛第一,语文竞赛第一,全都第一了。四年级碰上这位好老师,以后就没事儿了。所有的锁都肯定有一把钥匙能开。好的老师肯定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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