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康怡 受访者｜茅于轼 发表时间｜2008-03-01 来源｜经济观察报
基础教育投资靠前站
经济观察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使全民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目标。那么在政府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应如何保证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呢？
茅于轼：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入下，目前的教育投入应该更多的向基础教育倾斜，也就是加强中小学教育投资。我们虽然完成了普九义务教育，但完成得非常勉强，细节上还有很多地方不过关、不合格，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情况很不乐观。
所以如果政府有钱的话，首先应该解决基础教育的问题。例如小学老师的待遇要提高、农村孩子上学远的问题要解决，可以让孩子们住校。但住校又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例如校舍要扩建，要有老师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要补助孩子上学的费用等等。我觉得应该解决了基础教育这些具体的问题，然后再解决高中生、大学生。如果排队的话，基础教育应该排在最前面，大学教育排到最后面。
虽然目前解决基础教育的问题比解决高等教育的问题要紧迫得多，但现在的状况是，大学的话语权强，他们说的话听起来有道理，他们说话有人听。但是贫困小学的师生们没有话语权，他们的困难社会上不知道。在很多农村，教师们连最起码的照明灯都没有，冬天也没有采暖设施，门窗都不全，有的地方连个黑板都没有，还有很多学生上学距离太远，要走一个多钟头，路上也不安全。应该先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这比大学的各种问题紧迫得多。
经济观察报：基础教育是为了提高全民素质，而高等教育更多的是培养精英人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大环境中，对精英人才的需求也很迫切。那如何权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轻重缓急？
茅于轼：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不是竞争的关系，我们不是为了竞争而提高教育，我们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提高教育。脑子里不要有竞争，脑子里应该放的是人民的利益，为了竞争而牺牲人民的利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经济观察报：目前基础教育的实施使得孩子们都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机会了，那么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否也应该渐渐向全民敞开呢？
茅于轼：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那个财力。我们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总的来说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我们的财力还达不到每个人都上大学这样一个要求。如果要延伸义务教育，也延伸不到大学来，首先是延伸到高中，这个我是很赞成的。如果我们国家有能力的话，我也相信有这个能力，可以多花一些钱把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应该先使每个人都有上高中的机会，然后才谈得上每个人都上大学。
多收富人补穷人
经济观察报：谈起上大学的问题，你在今年年初提出“大学学费涨价论”，为什么你主张提高大学生学费呢？这是为了解决政府对高校财力投入不足吗？
茅于轼：个人提高学费不是为了缓解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政府投入教育的钱应该出，而且应该出得更多。提高大学学费，是将从“富人”手里多收的学费，通过资助的方式补贴给家庭贫困的学生，是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学生有上学的机会。
经济观察报：这个观点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老百姓还是不希望学费上涨的，你解释说老百姓看问题的眼光和经济学家看问题的眼光不一样，那你能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解释一下这个观点吗？
茅于轼：从老百姓的角度看，老百姓是喜欢计划经济的，因为计划经济中老百姓有政府的照顾，能买到便宜的肉、孩子都能上学、住房有公家分配，尽管住得很挤很小，所以老百姓是喜欢计划经济的。正是因为这样，解放以后，全国统一搞计划经济，但到了1979年，就进行不下去了。经济学家不这样看问题，搞计划经济，经济学家只看到死路一条。
虽然我们搞市场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但是大家还是喜欢计划经济，住房就是一个例子。推出商品房以后，全国盖了这么多的房，但是现在老百姓要回到计划经济，向政府要廉价房，要国家分配廉价房，这是个短视的做法，计划经济是没有出路的。目前经济在增长，住房面积在提高，住房不断地盖出来，慢慢都会有地方住的。但是如果住房市场被破坏了，谁还有积极性盖房子呢？教育的问题也是一样的，老百姓看问题和经济学家就是不同，经济学家就是要搞市场，这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都有非常充分的证据，但从目前，老百姓都还是希望搞计划经济。
经济观察报：那教育的市场化是否意味着高等教育应该打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更多地开展民办教育，同时向教育产业化方向发展呢？
茅于轼：在中国，过去的高等教育是国家统包的，根本没有民办的。这显然很不正常。全世界这样的国家并不多，标准的模式是民办和公办同时存在，有的国家民办多，有的国家民办少，但是清一色的国家办，就不正常。
所以后来教育部也放宽了对民办教育的限制，现在民办教育的学校也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办民办教育的，不一定要赚钱，但是它至少要能够维持，不能够无限制地赔下去，因此它可能在最初的时候募集到一笔不需要回报的资金，但是投资以后日常的费用它必须要从学校里面得到补偿。这到底是不是产业化其实不重要，反正民办教育要收费，这个收费肯定比公办大学要高。因为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只有成本的三分之一，所以说民办教育提高收费是非常对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现在很多学校甚至公办大学，也分出一部分作为独立学院，按照民办的方式来运作，有做得成功的，也有做得不成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收费就算产业化，那高等教育就需要产业化，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定位？
茅于轼：可以肯定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现在义务教育在中国只有九年，到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大学还不是一个义务教育，也不是一个公益事业，因为只有义务教育是公益事业。
大学教育有一个特点，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大学教育有助于一个人找到一份匹配的工作，所以它是有投资的性质，而不是具有公益的性质。如果我花钱念了大学，我有希望毕业以后赚的工资比一个高中生、初中生要多得多。
因此大学教育最本质的特点是一种投资性的。但是它和纯粹的投资又有不同，教育在经济学里讲，它有正外部性，就是说大学教育不但对本人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它不但对自己毕业后赚工资有所帮助，对整个社会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都是有作用的，应该鼓励大学教育。
如何鼓励，一方面自己愿意出钱上大学的，将来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回报；另一方面还应该有社会的帮助，让它能够更大地得到发展。因此如果高等教育纯粹是一种投资性质的话，那么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是国家未来的人才，对他们而言，如果因为贫困而不能上大学是不公平的，这和其他的享受不一样，我买不起飞机票，我就坐火车，而你上不起大学，你就没有别的办法来替代它，所以说对于贫困而又能考上大学的学生，应该有社会或者政府的帮助。目前大学里面有奖学金、助学金的措施，政府也有贷款的办法，社会各界用捐款的方式来帮助贫困学生付学费或者解决生活费。这个规模越来越大了，这个都是我很赞成的。
高校债务政府要埋单
经济观察报：你刚刚提到上大学是一种个人投资，回报就是一份匹配的工作，但是在不久前社科院举行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公布了去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有100万高校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你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茅于轼：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现象部分原因是前几年的急速扩招造成的。扩招是对的，但是速度太快，扩招的速度超过了大学老师成长的速度，也超过了高中生素质提高的速度。所以扩招只能通过降低分数线来实现，这样入学的学生质量就降低了。
另一方面，大学的老师也需要时间培养的，现在一下子扩招这么多学生，大学的师资就会非常欠缺，使得很多不合格的老师出现在教育岗位上。因此从两个方面来说，进来的学生水平降低了，教师的质量又下降了，最后的表现就是毕业生质量不好。
因此说扩招本身没有错，问题是速度太快，我们扩招的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这种高速度就造成了一大堆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也和这个有关。学生的质量不好，大学生供过于求，结果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降低，或者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经济观察报：那前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高校债务的问题是否也和扩招有关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解决办法倾向于政府埋单，也有地方例如江苏尝试市场化运作，你认为高校债务的解决之道在哪里？
茅于轼：现在因为扩招的速度太快了，学生成倍成倍地在扩招，那大学的各种设施就不够了，必须要多盖，因此就会产生高校债务问题。
高校债务的解决如果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那么就要解决谁来投资，投资有利润吗？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回报的。学校本来就是收不抵支的，所以这种市场化的操作可能是不现实的。
高校本来就是需要政府来补贴的，因此高校债务应该由政府埋单。虽然说由于扩招的速度太快，大学里新盖了很多楼，但是这一部分设施、建筑都在发挥作用，并没有浪费掉，所以政府埋单不亏，也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比那些形象工程还是有意义得多。
（原文标题：《茅于轼：我们不是为了竞争而提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