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习”而“学”的工程教育 ——纪念二伯茅以升

作者|茅于轼  发表时间|2011-10-14  来源|中评网

 

茅于轼与伯父茅以升。

茅于轼与伯父茅以升。

  

  

二伯茅以升学识渊博,思想活跃,思路敏捷,见解新颖,我觉得和他谈天是一种最好的享受。说来很凑巧,从五十年代到二伯逝世,我们始终住得很近。二伯是我国桥梁工程的先驱者,而我也是学工程的(不过是机械工程),因此在子侄辈中,他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投机。“文革”以前,没有时间就一个题目连续地和我谈,因此也深入不了。“文革”开始后,他靠了边,我和他谈话的机会多了。同时,我也年近四十,阅历多了,对他的思想更容易领会。

 

我们谈的题目涉及到工程和科技的各个方面。他曾经想改造整个力学体系,废弃力的概念,改用能的概念。事实上现在大家认识到的力学现象本质上都是能的传递、储存、释放和形态的转变。他甚至拟订了一本“能学”教科书的章节提纲,如果他能精力充沛地多活几年,这本教科书也许可以问世,那就可能引起整个物理学观念的革新。他还提出过科学和技术的新定义,沿着这个思路,科学和技术可以各自建立起学科体系,这对于工程教育、科普活动、科技研究都有时间上的指导意义。但他的许多主张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把颠倒了的工程教育顺序恢复过来,即他称之谓“习而学的工程教育”。为此,他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和一本小册子。

 

知识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越是基础性的规律,越是抽象,离开实践也越远,也更难以掌握。而学习的原则应该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可是现在的大学工程教育却反其道而行。大学一年级先学微积分和物理学,这些概念抽象,不容易掌握,而越是高年级反而越接近实际,抽象的概念越少。学习成了先难后易。一个有志于献身桥梁建设的青年人,进大学首先遇到的是和造桥无直接关系的数学、力学,他的专业兴趣不容易培养。有的人有极高的施工组织才能,但不善于抽象思维。这样的人才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中很可能被排除在大学之外。相反,现在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多半长于逻辑推理和概念应用,却未见的有组织能力。如果让他们去指挥施工,很可能出现工序衔接、质量监督、人事配合等实际工作的混乱。人才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可是现在的大学教育却偏重理论而相对地忽视实践。这种教育顺序不但违背了先易后难的原则,而且造就了学生善于动脑而拙于动手。结果不能不对我国的工程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不难出现高超的设计,但难于使其变成现实。

 

有鉴于此,二伯提出一个新的教育顺序,其原则是先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以桥梁建筑专业为例,大学一年级先学施工条例,二年级则学设计规范。这些学习内容不必解释条例和规范的理论基础,只说明其内在的联系。到三年级可以学结构力学,四年级则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普通物理。但桥梁专业的微积分和物理学可以不同于机械系的,它们各有侧重点,有各自的例题和习题。学生越是到高年级,越是明白自己在低年级所学的道理,也就明白还有哪些道理至今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学习成为一个自然的延续过程,成为一种终身的事业: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一种新的工程教育有一系列的优点:

 

1、不一定非得到四年级(五年级)才算大学毕业,而是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毕业就业。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施工现场为工长;二年级的毕业生可以为设计室技术员;全程毕业可以做研究工作或为教授。高级人才的需求量本来就比较少,这正好和新体制下各年级毕业的人数大体相符。

 

2、任何一个年级都可以招收新生。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了很多年之后,感到有深造的必要,就可以继续入学。所以新体制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

 

3、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半希望进研究院或设计院,再不就是留校教书,把读书本身当做了目的,而不是“学以致用”。他们的学问多少有点儿偏重畸轻。另一方面不少现场经验丰富的工人干部,尽管才华出众,一旦走上工人、技师这条路,却再也无望成为教授、研究员。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双轨制教育、即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进职业学校或正规大学。这种制度虽有利于满足不同程度的人才需求,却易形成社会中的等级观念。而“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却兼有双轨制和单轨制的优点。

 

4、新体制下,大的工厂、施工现场都可以开办正式大学。有志于学的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进入大学一二年级。学校教的东西来源于日常干的工作。这类大学特别适宜业余学习,由于学习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学习就有兴趣,同时探索更“高深”的未知知识领域的道路又敞开着。如果大企业都能办大学,全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翻上几番,而增加的支出经费却很有限。

 

二伯这一卓越的教育思想,理应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的这套想法由来已久,但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他确实抱着真切的希望,要在教育体制上闯出一条新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写过许多文章探讨这个设想,但这个变革牵扯的面太广,不但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意,还要准备新的教材、新的师资、新的入学和毕业考核办法。这一切光凭单枪匹马,没有一个庞大的班子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是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最得力的助手也被打成右派,调到边远山区,他的设想也就束之高阁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改革之风吹遍神州大地。他那三十年前的想法又在头脑里活动起来,可是他已年逾八旬,视力减退,难于阅读,更艰于动笔,旧时的雄心,终于随年龄的增长熄灭了。现在大家在纪念他,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方法,是将他最有益于人类的思想继承下来,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付诸实施。

 

                           20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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