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方交流、闭幕式
我们为什么发起“30人论坛”
冯增俊:下面是主办方交流的时间,首先请我们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经营报华南新闻中心主任江海波先生谈一点看法。这个论坛原来我们是想办成一个教育界研讨教育问题的,现在变成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的思想交流和碰撞,这是我们走出单纯探讨教育问题的非常好的起点。还有一个是把教育内部讨论变成公共话题,让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共同参与。
我们这个论坛就是提供这个平台,传播这种变革的声音。论坛不可能请很多领导到这里来听我们讨论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的作用把这里产生的新认识传播出去,转变人们的观念和思维。
无论我们在这里说什么,言辞多么激烈,但是只要我们站在民族、社会未来发展的立场上,我想我们就负起了责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代价是美丽的代价。我们在这里论争是在民族发展的立场上的,即使再激烈也是善意的,负责任的。
江海波:我个人做了很多年的经济报道,工作便利使得我有机会从各个角度去对社会进行观察,但最后,我在寻求中国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最终把焦点聚焦到教育上面来。
昨天雷颐老师谈到,教育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宪政优先,但我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个事情,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湖南道县的一个乡搞村民自治,我采访过程当中发现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村民组织法》的问题,而是村民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他们没有公民教育的基本知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说,宪政也解决不了中国的未来,因为宪政需要每一个公民自己去落实自己的公民权,而不是等待别人去赐予,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教育才能解决。
从那以后我个人发了一个愿望,用我的下半生去推动中国的教育进步,改善教育的落后状况,这是我积极参与发起这个论坛的一个初衷。我对教育的认识是很浅薄的,我能做的事是协助冯老师、中山大学和所有对教育有思想的人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我对国家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国家没有大小,没有强弱,只有文明与不文明的区别。茅于轼老师这两天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如教育的目的,应该看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有何贡献,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世界公民教育。国家的强弱和大小是一个工业文明竞争的思维,未来的后工业时代的文明,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合作的思维。
昨天我跟丁学良老师谈话时说在所有的问题中“教育非常重要”,丁老师说教育很重要,很多伟大人物都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也不要感到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因为我们现在做教育的,从国家决策者,到部长、省长、市长、县长、科长,到校长,乃至到老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认为教育很重要。我想可能也有很多人“认为”很重要,但“认为很重要”,与“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来对待”,这是两回事。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对待。
另外,丁学良老师的母亲其实在不久前去世了,但是他依然来出席这个会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教育很重要”。另外我还了解到一个事情,这次他回到老家,决定把他母亲的追悼会从简办理,这也是他母亲的愿望,他们家人打算把收到的吊唁他母亲的钱,做一个推动本地教育发展的基金,他跟我讲,“我们有很多人研究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去亲自做教育,我作为一个天天说教育的人,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会很惭愧。”
另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信力建先生这样的实业家来推动教育的发展,多多推动一些教育的公益事业,尤其是面向农村的教育公益事业。谢谢!
冯增俊:信总确实热心教育,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研究中心决定聘请他作为我们的客座教授。主要是几大理由,一是信力建董事长是一个对教育的热心人士,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创办了20多所有名望的各类学校;第二,信力建董事长是一位有教育理想,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问题的教育家,主办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研讨会,很有影响,也很热心资助教育事业,设立多个基金推动教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想法非常好!这一届论坛他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且还表示继续推动这样的研讨,对此我们表示非常感谢。鉴于信力建董事长的贡献和我们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展的需要,我们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正式聘请信力建董事长做我们的客座教授。
信力建:今天我也很开心,过去十年我们确实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有一场活动是邀请了中国的左派、右派聚集在一起来研讨,很有意义。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可能也会作为一个起点,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会议开得很好,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幕后人员,像我们的小伍,还有中山大学的几位工作人员,为这次会议付出了很多的劳动,也担当了很多。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不断地改变,就像一个沙漏,有的人可能很急,想一夜之间把所有事情都改变。很多事物的改变都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每个公民点点滴滴地去努力,才能改变中国。
最后,我希望我们四所大学能够继续合作把这个活动举办下去,成为一个品牌。另外,能不能在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设一个讲学或者讲教的基金,冯老师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能不能搞一个半月论坛。我建议我们甚至可以请“三教九流”的人来讲课,社会各界,甚至宗教界的等等,如果没有超越,光是功利,光是崇拜钱与权,是不行的。
冯增俊:最后我们请出主办单位的代表发言。
周作宇:今天的活动邀请到企业家、教育家们一起来探讨,非常地有意义,这样的活动也值得继续做下去。我今天想讲四点,第一,学术之问,到底问什么。我们的学术之问是培养出大师来,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我参观过一个钱学森展览馆,记载了钱学森的发展,影响他职业发展的基础教育;第二个是品德,有两个同学给他写信,问他,你出去之后等你学成回国,能够为大家做什么大事,可见他整个人的发展不仅仅是在科学方面有建树,在品格方面也是值得学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大学缺什么。我觉得大学缺失的是对学术的态度,学术是大学的根,爱学习是大学的魂,学术批判是大学的保健操。第三,大学批判是批判什么。既要批判我们所观察到的外在的一些现象,同时大学的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要以一个专业人、专业化的学生来进行批判。我们批判体制、批判政府或者其它的因素,那么这些因素解决之后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如果不能从自我批判出发,很多问题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第四,我们今天许多人谈到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甚至把国外的大学引进来,这种思路可以值得借鉴。但是如果观察国外大学发展的现状,事实上有一个趋同的趋势,最近德克萨斯州公布了一项要求,所有大学教师把他的教案要在网上公布出来;而在加州,两年期间增长了41%的学费。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国外的大学的模式不一定是我们最终的药方,解决中国的问题还需要发挥我们的主动性。
最后再一次感谢参加论坛的嘉宾!
陈学飞:这个会议比我原先预想的要成功得多,主要在于论坛能够网罗众家来参加这个讨论,有了这一点,本身就很成功。这次会议我觉得是做了一道满汉全席,至于这个菜的味道如何,各人有各人的口味,学术会议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总结。
建议有两点,第一点,要摘高帽子。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教育界内部,互相戴高帽子的现象太普遍了。比如说与会专家的背后,可能也不需要加上那么多的头衔,最好就是如实地报上他的姓名就好了。
我们这个会好象有点变成以讲座为主的形式,其实还是应该更多地展现自己的观点,然后大家提出质疑,再进行讨论和评论,不要一个人讲完了到下一个人讲,希望下次能够增加讨论。
钟明华:感谢所有的学生和老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云集在中山大学,给我们奉献了一个满汉全席的、高品位的高级思想盛宴,这无论是对我们个人的学术研究,还是我们的学科发展,我想都非常有意义,所以感谢各位到访的学者、专家。
第二,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对教育有了更为执着的追求,这个追求既是一种学术的探究,也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听了这么多大家的发言,感受到我们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未来,会激起我们各位对教育的这么一种追求。
第三,中山大学的教育学院学科正在发展之中,希望继续得到在座的兄弟院校和各位学者对我们今后的支持。
冯增俊: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短信,说昨天广州的公共话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大水浸街(是日广州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编者注),一个是中山大学教育30人论坛。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说明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茅于轼先生和各位大师能够到中山大学里参加这个会议,我想最重要的可能是在于这个主题之重要,在于我们在座各位的教育良知和对我们国家发展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讲什么话,就像是吴康宁校长所讲,我们有的这个恨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我们希望这个民族能够腾飞,能够成为大国,能够真正崛起,能够实现真正的民族伟大复兴。
每一所大学要办得好,要有社会责任、社会良知,要批评、反思、批判各种旧东西,追求新的东西,我想我们找到了这种方式,希望我们的论坛还能继续做下去。是不是就是我们原来设想的30人论坛,还是以这种方式,我们都可以进一步探讨。不过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方式底下一直追求下去,最后能够体现我们对教育的一种美好愿望,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主要还是靠我们在座的各位,靠各位学者,各位参会的老师与同学们!
虽然我是这次论坛的秘书长,我觉得秘书长就是跑龙套的,应该感谢四大教育学院的通力合作,感谢信孚教育集团,感谢湛江师范学院的资助,在这里给大家鞠个躬,谢谢各位!现在我宣布,本届“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年会顺利闭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