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宇：教育改革的特征及与之相关的思维品质

今天早上陈学飞老师对高等教育当中的适应论作了批判。我以为，学术交流必须从批判出发，同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改革与发展的阶段，《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正要发布，其中对改革本身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以改革为动力。改革的动力又是什么？谁改革？改革什么？怎么改革？怎么才能够建立一项教育改革达到的预期目的？而这个预期的目的又是谁来确定？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教育改革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探讨研究的一个领域。

教育是一项实践活动，在这个实践活动过程当中，有历史的积淀，有文化的传承，有未来的展望，有现实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涉及到现实当中的教育哪一些是我们必须要改的，哪一些是必须要继承的，还有哪一些是处于模糊地带，需要我们去探讨的。这些问题如果概括起来说就是三个境界，一个就是能不能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看到之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知识里破解这些问题，光是知道还不够；最后能不能转化成一种行动，教育改革就涉及到这三个境界。

我们刚才提到，教育改革作为一种动力首先是要基于批判，批判是有超越的，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批判目的也是要超越高等教育适应论。昨天我看到我们一些有关于课程改革的题目，对于课程改革本身的思考也是企图能够超越课程改革当下的境遇，所以批判和建设始终是两个环环相扣的锁钥。当然现实当中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问题批判得多，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建设方面又缺乏很深入、细致的、基于时间根据的改革的方案。要解决这个方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考虑教育改革自身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把这一系列的根本性问题进一步追溯，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一项良好动机的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负面影响？我想在考虑教育改革的时候，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纵观过去30年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有的改革是在国家层面，有的改革是在区域层面，有的改革是在学校层面。这些改革的效果究竟怎么样，什么因素又制约着这些改革最后的效果，核心就是人的因素，是人的思维最后决定改革的发动、改革的操作、改革的效果，所以思维的约束是改革的根本约束。

对教育改革的思维约束来说，有一个非常特殊、非常普遍而又熟视无睹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对教育的现实看法常常是受制于各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思维定式的约束。同样对一个现象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事实，也就是说看起来单一的事实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这个不同的解释由什么产生？是由思维定势产生的。无论是对教育改革的发动者来说，还是对教育改革的执行者来说，还是对教育改革的评价者来说，都是我们思维定势的奴隶，这是一种基本的观点。所以考虑一下教育改革，或者说更抽象地考虑教育过程，必须要看到和教育改革相关的思维的特点。

综合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我总结了六个教育改革的特征，附带六个与教育改革相关的思维品质。第一个是教育改革的历史性，要求教育改革要以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思维来穿透教育改革的历史长河。第二个是历史改革的主体性，所有的改革最后都要归结到人上来，没有人的主体参与、没有人的主体介入，改革不可能成功，当然也不可能发动。既然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必然会带到教育改革当中来。第三，每一项教育改革就是一个价值驱动的教育改革。由于是价值驱动的教育改革，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会产生价值冲突。第四，教育改革还带有政治性。教育改革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教育和其它诸多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等。第五点，刚才陈老师讲到了高等教育和政府的关系、和政党的关系、和经济的关系，其实这里边就是涉及到这个系统性的教育改革观的考量。第六，教育改革本身是需要发展的，教育改革是在发展中开始的，也是需要在发展当中不断调整的，这就是我想对于教育改革本身而言，从思维的角度来看，有六个特殊性。

从教育改革的历史性来说，我们过去有许多改革，现在回头想一想，是超越了当时的历史阶段，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越了当时文化的积淀水平。比如1958年伴随着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教育开展了教育的大革命，教育机构的发展有一个破天荒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什么特点？就是对历史状况的超越。这是58年前后的学校形成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这样的一种发展状况我以为就是超越了当时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水平。另外，教育的主体性，我以为教育的改革是人的改革，是人的自我改造，因此必须突出教育改革的主体性。教育改革的主体性要为不同的层次，在国家层次的主体、区域的主体和高校的主体本身需要改革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另外一个是价值性，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与我们这一次的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为例，这一次的中长期改革规划有20个字，就是“教育优先、以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这些本身就是有价值判断、价值预设的。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改革它本身所指向的一些目标，这些目标究竟是在哪一些层面是要实现呢？哪一个层面要实现什么样的价值呢？这是有待于我们探讨的。还有一个是教育的政治性，教育的政治性和教育改革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在过去十年当中，课程改革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课程改革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1999年提出的素质教育决定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实践，克服弊端，能够真正实现人的发展，是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但是改了十年，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学生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强呢？关键的问题就是教育改革它不纯粹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是涉及到社会改造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分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流动的问题。我在给大家列出的5个等级10大社会阶层，其实这是真正影响千万个家长、千万个家庭决定他的孩子接受什么样教育的重要依据。过去的30年当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高校的各种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各种政治决策，所有这些都反应一个事实，就是教育改革是带有政治性的。再有一个是教育改革的系统性，单一的改革教育不可能成功，单一的思路也不可能整体上适合教育改革的路径，所以必须从系统性出发来设计改革。系统地设计教育改革我以为有三个基本立场，第一个是基于系统思维的改革设置，整体来设计改革方案。第二是基于数据的科学分析与决策系统。第三是基于人本的沟通策略和文化建设。最后是教育的发展性，教育改革本身是需要发展的，教育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回避，我现在发现有一个现象，所有发生过的教育改革给人的印象都是成功的，似乎看不到哪项改革不成功，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话语背后潜藏着一个假设，就是“改革必须是成功的，改革本身不需要发展的，改革本身不需要修正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改革本身就需要改革，改革本身需要发展，所以必须要把改革本身放在评价和监测的平台上来，改革是在不断改革过程当中实现的。

综合这六个特性，考察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第一，我们的教育改革在许多方面是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历史阶段。第二，从改革的发动和改革的执行要充分考虑主体的参与。第三，要进一步考虑价值。第四，要考虑我们的整体改革究竟是为人们人服务的。第五，在改革过程当中需要系统思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改革是需要学习的，改革是要发展中改革。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与交流

听众：国家中长期计划我们也看了全文，方案制定的时候，它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问题，能否推荐两个比较科学而又有说服力的关于以往改革的评估报告和调查报告？

周作宇：第一个问题，规划纲要的制定者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参与过讨论，作为一个参与来说，中长期改革纲要推出的依据当然就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的一个总结，在这个总结过程中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有大量的调研。但是从我的观察，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应该是国家的一个改革和发展纲要，不是教育部的一个改革和发展纲要，恐怕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需要更大范围内来设计国家的教育发展，而不是教育部的一个部或者司局的一个工作指南。第二个问题，能不能找到有数据或者有证据支持的成功个案，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理论结构，没有数据，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高教当中1990年代后期搞的八字方针总体上看我认为还是成功的。

陈学飞：我们现在国家的改革更多地是强制性，国家（将改革方案）整个设计好。你现在认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更有成功的可能，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更有成功的可能？

周作宇：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过去十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层次有关系。从教育最核心的就是以课程为主的改革是从下往上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缺乏非常好的沟通机制、缺乏非常好的互动，我以为它成功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从下往上才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改革，就不可能期望从下往上获得一个改革的动力，一定是从上往下推。两种路径当然是要互为不同的目的。

听众：我注意到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天的议程表有17名嘉宾当中有2名副校长、5名院长，这些嘉宾每个人几乎都是教授、博导。在我们的高校管理者当中，既是学术的权威，同时也是行政的权威，也就是说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于一体。我们总理在说去行政化，我们的教育部的部长很多也都是教授、博导甚至院士，大家都在说去行政化，那么行政化是什么意思，到底谁去主导这个去行政化？

周作宇：谈去行政化的问题一定先明确行政化是什么概念，大学里边的行政化是不是不要行政，任何一个组织不可能没有行政，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企业，还是大学都有行政的部门，也有行政的人员，离开行政的支持，我们可能失去很多支持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源。行政化现在为止也好，还是我们的学者探讨也好，讲的行政化我以为主要是官僚化，不在于有没有这个长、那个长，而是他是不是真正服务于大学的学术发展，而不是有这个长就一定要抑制。从这个概念上理解行政化，要从行政官僚化来理解现在媒体当中的行政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必去无疑。刚才陈老师也讲到，它确实对高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影响。你不用这个长、那个长，我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没有不设立这个办公室、这个长的。长不是问题，文化是个问题，官僚化是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改革现在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是涉及到高校本身最核心的问题。规划纲要讲改革是动力，那么改革的动力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我以为现在高等教育改革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的缺陷，或者说我们的落差。如果反映到高校内部来说，主要是人才培养，我也注意到最近高校谈得比较多的还是把培养人才作为高教驾驭改革的一个核心，恐怕这就是动力，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就是教育改革的动力，一切约束都应该成为改革的对象。

雷颐：去行政化不是说不要“行政”不要“长”，是指中国把学校视为一个行政单位，比如22所高校是副部长级，校长是副部长，其它的都是厅局长，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中国官本位，连庙和尚都是有处级和尚、局级和尚，包括国企都是，去行政化是指把大学渐渐地真正独立，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而不是一个衙门单位。

孙绵涛：我同意周作宇的意见，纲要里面没有“去行政化”这个说法，是逐步建立与我国高等教育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去行政化”。

冯增俊：首先不要是行政说了算，这是非常重要的。

周作宇：比较我们国家和其它国家来说，这确实是一大特色，高校里边的定级，当然这个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行政化的一个表征。

桑新民：我更愿意说在大学里防止和纠正官本位。大学能不能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决策建设发展，应该是懂高等教育的人参与决策，而不要让不懂教育的人来左右大学的政策发展，我觉得这是最根本、最深层的。适应和超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应该，也不能不适应，但是作为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更主要是要面向未来，是要超越的，而且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良心，它应该是这个的支柱。因此大学正因为这样以后，它就要用长远的眼光来排除眼前的各种干扰。所以世界的所有组织里边，生命力最长的就是大学，企业会经常倒闭，能够一百年以上的企业就很少，但是最长的组织一个是大学、一个是宗教，根源都在于它的超越性。所以怎么样给大学特别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赋予这样的一种权力和自由，让它能够超越眼前的各种利益集团，超越各种眼前的短视行为，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才有希望，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中国的文化也才真正能在21世纪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对于教育改革，公众都应该参与，政治家、经济家都应该参与，但是最终应该由专业化的人才来发表专业性的意见，这个意见不应该是封闭的，应该是开放的。

周作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