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凤桥: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和文化滞后

演讲者|阎凤桥    时间 | 2011-05-14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1年会现场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和文化滞后》。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金耀基先生写了一本书《从传统到现代》,他提出现代化过程包括三个层面,从器物、制度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来说,器物和制度的现代化容易实现,文化发展则会相对“滞后”。当然,金耀基先生主要是针对台湾地区的现代化过程而提出的,我想对于大陆的现代化也一样。用这样一个现代化理论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话,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器物层面遇到的问题,比如教育经费、基本建设、设施等,容易得到解决,但是却会面临着制度和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与之相伴随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无序、失序、失范以及规范重建问题。于是,我对金先生提出的命题做了一些扩充,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着“文化滞后”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制度滞后”问题。这既是发展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同时也为我们在研究方面提供了发展和超越的机遇。

20082009年,在庆祝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当然,对它的讨论主要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等领域,很少教育界的人士参与讨论。我想,中山大学组织的这次会议将“中国教育与中国模式”作为其中的一个议题,大概是想把中国教育问题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中国学人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也好60年也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的?有什么规律可循?这些都是国内学人感兴趣的问题,我想也是国际社会感兴趣的问题。

我看了一些文献,如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组织会议讨论并编辑了《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一书,另外还有博源基金会资助开展了类似的学术研讨活动,也出了好几本书。在这方面,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存在着一个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中国模式”。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它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以及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实际是对“中国模式”说法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各有自己的理由。从“中国模式论”来看,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说法,想要概括出中国模式,比如说人大康晓光提出的“威权性的政府”或者说“发展性的政府”(development state),北大姚洋提出的“中性政府”。每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似乎又不够充分,未能达成共识。用香港中大王绍光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总结不出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词。相反,持“普世价值”观点的人认为,由于面对2008年出现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抵抗力,能够较快地走出困境,因此在这个时候提“中国模式”可能会误导国人对市场经济改革道路产生怀疑。另外就是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除了市场经济体制外,我们还面临着建立政治民主、法治社会以及价值和意义体系的任务,现在谈中国模式容易造成固步自封,阻碍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几位学者的言论有一些代表性:一个是耶鲁大学的陈志武,他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中国成功并不是一个例外。一个是北大的周其仁,他在写给博源基金会的一封信中说,好的经济学理论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做经济学理论的人无非是学习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问题、教给我们的学生而已。显然,他也不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过去的实践中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新理论来。相反,北大的杜维明先生认为,“五四”运动造成我们看不起“儒家文化”,1978年中国改革使我们“看不见”“儒家文化”,现在出现了“第三期”儒家文化,应该在儒家文化与其他文明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

将上述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想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看似问题重重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可以从这两天的讨论中感到如此),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可能的话,可能的研究路径是什么?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我谈七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如何对事实做出判断?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功与过,其实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在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中外学者中,就存在着事实判断上的差异。像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Kirby教授,在2009年在哈佛举办的“中国走向世界”学术研讨会,以及201011月在北大召开的哈佛、伯克利和北大三校定期交流会上,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中国高等教育与德国大学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正在兴起的,势头非常好,而德国高等教育正在走下坡路。这和两个国家的社会体制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个学者是大家熟悉的许美德(Ruth Hayhoe),她刚刚出版了《21世纪中国大学的肖像》(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描述了12所中国大学,她对这12所大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相反,中国学者,包括我们这次讨论会在内,比较多地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中国高等教育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想,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值得我们对于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进行反思,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

第二个观点,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个人非常认同“普世价值”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发展方向,中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要开展反对一切迷信的启蒙,要讲理性,要有法治,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要给予人发展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中国现代化未来更加崇高和艰巨的这些使命,与教育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我看来,大学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人。社会发展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也许不能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但是可以间接和长远地影响社会发展。

第三个观点,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普世价值观”这样一个思路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这是我今天想要强调的一点,下面的其他观点,也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看法展开的。它容易导致出现“规范研究范式”,将研究限于为政府“开药方”,放弃对西方理论的思考和可能的改进,轻易地否定不符合西方理论的中国实践。这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第四个观点,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术语和概念具有性质或程度不同的含义。我们现在的教育领域也好,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好,用到的很多词汇和理论都来自于西方,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不加辨析地将它们用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会出现一些不适切的地方,比如自由、自主性、市场、市民社会、官僚、秩序等等。因此,要对这些学术术语进行辨析,谨慎地使用,甚至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改造,才能有效地从事学术研究,并指导社会实践活动。

第五个观点,涉及到研究的基本立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大学缺乏自主权,学术行政化,学术失范,等等。可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最好先不要说 “中国不是什么”,而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是什么”。在这方面,我想我们的前辈学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像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他们很好地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进行了对话,开创了被西方社会学者所认同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揭示了中国社会秩序的特征,包括差序格局、没有诉讼的社会,以及其他学者提出来的“耻文化”、“单位制”、“样板社会”(exemplar society)等等。北大学者对中国乡镇企业特殊产权关系进行的分析,也促进了产权理论的发展。北大经济学者姚洋在一次开会中也提到,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要用西方的语言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这已经不简单了。

第六个观点,中国社会进步孕育着可能的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无疑,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改变着中国,也改变着世界。我们可以发挥学术的想象力,来深入研究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可以研究这个社会的“去制度化”、“制度化”、“重新制度化”等多个方面,我想中国学者可做很多的事情。

第七个观点,具体到高等教育研究来说,仔细观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一些特殊现象,值得我们去做理论抽象和分析。比如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和外国是完全不一样的。2009年,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和我们交流时说,伯克利大学的建设没有想过要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可是我们不经意之间就把这个学校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我们很好地和我们的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而中国的大学总是瞄着一个样板在奋斗和前进。我和我的同事前些年做过一个研究,对于高校的党组织进行分析,我们的分析发现,虽然共产党对大学的控制是在一个基本制度约束之下进行的,也是历史形成的,可是过去的30年还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我们用制度理论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效率”关系做了一个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像北大的张维迎对于中国大学“学术梯队”的批判性见解;华中科大赵炬明提出的“集体精英主义”观点;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查强认为,虽然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可是有一个“知识分子自由”,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策,这在其他国家似乎很少见到。现代大家在批判大学的行政化,学术和行政工作“双肩挑”可能也具有中国特色,我认为不要简单地否定它,这可能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问题,为什么要把院士和知名学者推到行政岗位呢?我认为,至少可以从“制度滞后”的角度进行一些讨论,也可以从目前流行的“被当官”说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现场问答

 

听众: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观,请问这两种模式有冲突吗?第二,这两个冲突可以调和吗?第三,它们哪个更合理,标准在哪里?

    

阎凤桥: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只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应。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大家的共同点就是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常关心,都是带着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使命感来对国家的建设提出来自己的建议,只是他们的角度不一样。前者倾向于从已经取得成功的方面加以总结,而后者倾向于从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在研究范式方面,前者容易采用“规范式的”研究范式,而后者容易采用“实证式的”研究范式。从目前的分析和讨论状况看,似乎只是初步的,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上也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比如什么叫“模式”,这个模式是指好的方面,还是可以包括不好的方面;是可持续的行为,还是短暂的行为;是局部的状况,还是全面的状况;模式是否一定具备可复制性,等等。我想,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以对上面两种说法的合理性做一个简单的判断。有分歧不一定是坏事,只有在存在对立面的学术争鸣和交流过程中,学术才可以繁荣和发展起来。现在不一定非要去调和它们之间的分歧。 

 

我有两个直觉性的感受:一是对于中国发展成绩的肯定,首先是要肯定这个事实,然后探究其中的道理。另外一个是要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GDP上成为世界的老大,就出现一种自满和膨胀的情绪,实际上,我们的现状与发达国家以及自己的目标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虚心应该是我们当前的基本心态。

 

闫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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