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 颐 发表时间｜2010-12-2 来源｜中评网
竺可桢曾长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认为，如果国难当头，国民党在大学也要“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就应实行民主管理。1945年9月他就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与《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两文，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他认为在战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必须的，但他提醒人们深思，在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国策是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
如果奉行国家至上，“大学如同车之有轮，机件之有螺钉。所以大学要标准化，课程要一律，思想要统制，大学教育要完全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国家政策不断改进，大学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随之以转变”。
如果是人民至上，“则大学尽可发挥其个性，学术研究尽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学尽可并存，只要不违背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他的结论是我们最高教育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所以“在这种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