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大学应“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

作者|雷 颐 发表时间|2010-12-2 来源|中评网

竺可桢曾长期任浙江大学校长,他认为,如果国难当头,国民党在大学也要“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就应实行民主管理。1945年9月他就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与《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两文,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他认为在战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必须的,但他提醒人们深思,在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国策是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

如果奉行国家至上,“大学如同车之有轮,机件之有螺钉。所以大学要标准化,课程要一律,思想要统制,大学教育要完全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国家政策不断改进,大学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随之以转变”。

如果是人民至上,“则大学尽可发挥其个性,学术研究尽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学尽可并存,只要不违背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他的结论是我们最高教育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所以“在这种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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