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川: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政府越位

演讲者 | 董云川    时间 | 2012-05-11    地点 | 中山大学 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2012年会现场

 

 

 

今天,我试图做一个理性的梳理,以响应近几年来在教育政策当中出现频次较高的“现代大学制度”概念。大家津津乐道的“现代大学制度”与事实上存在的大学制度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理念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到底又是在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是关于大学和教育的身份属性。也就是大学的身份是什么?笼统的社会可以细分为三百六十行,但大体上分属三类,即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组织的主体身份各不相同,有些属于政治领域,有些属于经济领域,有些则属于文化领域。现在的问题是,教育组织的文化身份属性受到了挑战和侵袭。一所大学兼有政治属性,兼有文化属性,但是它的主体身份无疑是明确的,就是文化组织。换言之,大学是一种兼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文化组织。用比喻来说就是,一个男人可以有点女性气质,一个女人可以有男性作风,但是女人必须是女人,男人必须是男人,否则就会出问题。如果学校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出现了错位的话,其运行品质的下降势在必然。

 

进一步说,相对于教育存在的政治范畴当中,政府的功能定位必须非常清晰,应该成为“有限”政府。我们现在教育热议未决的许多问题,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问题,有些源于政府缺位,更多的还是政府越位。所以,创建一个好的教育生长机制,前提一定是“有限的政府”,紧接着是“开放的社会”,继而才能够让一个自主的大学生发生长。大学在这个时候谈自主性,才是适当而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政府越位,谈什么自主性都没有用。

 

这几年老有人谈行政化的问题,我十多年前其实就有文章专门议论这个问题,在此不想赘述。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也不可能孤立地解决!一个大学作为一个综合组织,无疑是需要行政权力来调控其运行效能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学术资源激活的激活也离不开行政机制的辅助,关键还是在于各种权利权力的分割和边界,各适其位而相互补充,互不干扰。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越界,行政人员想蹭学术的资源,学术人员想蹭行政的资源,学术官僚化,官僚“学术”化,这才是天大的中国教育特色。这里顺便说说教育管理实践中的一个大误会。“五四”以来,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不绝于耳,但是我以为在大学中“民主”和“自由”的主语不可以交替混用。管理当然需要民主,作为代表师生员工集体意愿的管理决策一定需要民主;但是,学术事务特别是学术争端却恰恰不能动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学术需要的是自由。如果学术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没有相互对垒和相互欣赏,那么,创新、个性则无从生长。现在教育界铺天盖地的各种组织所召开的各种评议活动,包括评职称、评基地、评点评教、评项目、评优秀等等,其实有滥用学术民主之嫌。千万不要以为,各种纵向横向的项目评审只要运用了民主的方式,评审结果就会趋向公平合理,事实未必如此!如果学术的方法统统采取民主手段来裁决,那么,爱因斯坦绝对评不上教授,因为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大多并不认可相对论。如果用同样民主的方式裁决学者,那蔡元培就不可以聘任梁漱溟,清华就不能够聘任陈寅恪,熊庆来就不能够聘用华罗庚。所以说,两者绝对不可以混用,管理事务需要民主裁决,而学术事务需要自由尊重。

 

紧接着是师生的权力和权利都被真正的边缘化了。高等教育机构凭什么称之为大学?就因为其间有学生啊。因此,学生在这样一种文化组织当中的角色扮演理应是作为“主体”的存在,换言之,至少应该成为管理主体服务的主要对象,而不应该沦为教育资源链关注的末梢。

 

再往下分析,一所大学的内部运行关乎到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和服务管理三个层面,三个功能是互补的,本来没问题,但是现实中依旧问题重重。我们的理想是,在现代大学的和谐架构里,好的教学,必须是唯美的,要有情感的,现在的教学却缺少情感。好的科研,绝对是求真的,求是为前提。当后勤服务管理、学校配套服务践行了小平同志的教导“管理就是服务”之后,我们发现服务管理要追求的最高境界正是善的境界。

 

上述一切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之中,遭遇了管理学所指称的“黑箱”,这里没有别的意思,更没有价值判断,黑箱理论是所有系统运行必然必经的一个流程。这一头是各种教育资源,包括教育政策、硬件软件、育人环境、教师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课程,经过一个黑箱的筛选,出来的就是学术成就和相关人才。我们今天看到的显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教育体制、竞争游戏规则,以及与相关规则相适应生长环境和教育产出。这一部分正是中国大学的生存生长的前提。当下中国的大学没有谁能够跳出这个圈套,在历经体制筛选和环境塑造之后,现实的大学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的生长面貌,在本质上借庄子的话说叫做“不得已的大学”。我们身处其间的其实仅仅是一个不得已的教育存在,而远远不是一个理想的教育存在。我个人把这种存在的形态赋予三个形容词:首先,是“实然的存在”,无论喜欢与否,它就是这样子的。当人们谈到科研的平庸,谈到教学情感的流失,谈到教育运行成本的庞大消耗,我们不法否认这是实然的存在。第二,是“仿真的存在”,当今世界大学通行的各种概念称谓在中国大学中都一一拥有,样样俱全。比如说学科、专业、课程、学术、院系、博士、教授、院长这样一系列的符号,既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符号也是我们天天耳濡目染的符合,但深究之,这一切似乎更像是仿真的存在,看起来无异于别国,但始终无从与国际接轨。第三,是“平庸的存在”,这是我经常用以描述我情感所系之高等教育的一个词汇,不好听,不愿意,但深入其间,仔细关照大学运行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流行的很多做法的确平庸。

 

最后,“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终于演变成为“现在大学制度”的现实。

这正是我今天所呈现给大家的一个逻辑流程。结论是,现实离理想还很遥远。如若要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需要在我所梳理的这些逻辑层面之上还原本真,以各适其位。这是绕不开的槛,更不是喊几句改革口号就能够达成的目标。

 

谢谢各位!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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