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川：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政府越位

今天，我试图做一个理性的梳理，以响应近几年来在教育政策当中出现频次较高的“现代大学制度”概念。大家津津乐道的“现代大学制度”与事实上存在的大学制度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从宏观到微观，从理念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到底又是在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是关于大学和教育的身份属性。也就是大学的身份是什么？笼统的社会可以细分为三百六十行，但大体上分属三类，即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组织的主体身份各不相同，有些属于政治领域，有些属于经济领域，有些则属于文化领域。现在的问题是，教育组织的文化身份属性受到了挑战和侵袭。一所大学兼有政治属性，兼有文化属性，但是它的主体身份无疑是明确的，就是文化组织。换言之，大学是一种兼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文化组织。用比喻来说就是，一个男人可以有点女性气质，一个女人可以有男性作风，但是女人必须是女人，男人必须是男人，否则就会出问题。如果学校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出现了错位的话，其运行品质的下降势在必然。

进一步说，相对于教育存在的政治范畴当中，政府的功能定位必须非常清晰，应该成为“有限”政府。我们现在教育热议未决的许多问题，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问题，有些源于政府缺位，更多的还是政府越位。所以，创建一个好的教育生长机制，前提一定是“有限的政府”，紧接着是“开放的社会”，继而才能够让一个自主的大学生发生长。大学在这个时候谈自主性，才是适当而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政府越位，谈什么自主性都没有用。

这几年老有人谈行政化的问题，我十多年前其实就有文章专门议论这个问题，在此不想赘述。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也不可能孤立地解决！一个大学作为一个综合组织，无疑是需要行政权力来调控其运行效能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学术资源激活的激活也离不开行政机制的辅助，关键还是在于各种权利权力的分割和边界，各适其位而相互补充，互不干扰。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越界，行政人员想蹭学术的资源，学术人员想蹭行政的资源，学术官僚化，官僚“学术”化，这才是天大的中国教育特色。这里顺便说说教育管理实践中的一个大误会。“五四”以来，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不绝于耳，但是我以为在大学中“民主”和“自由”的主语不可以交替混用。管理当然需要民主，作为代表师生员工集体意愿的管理决策一定需要民主；但是，学术事务特别是学术争端却恰恰不能动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学术需要的是自由。如果学术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没有相互对垒和相互欣赏，那么，创新、个性则无从生长。现在教育界铺天盖地的各种组织所召开的各种评议活动，包括评职称、评基地、评点评教、评项目、评优秀等等，其实有滥用学术民主之嫌。千万不要以为，各种纵向横向的项目评审只要运用了民主的方式，评审结果就会趋向公平合理，事实未必如此！如果学术的方法统统采取民主手段来裁决，那么，爱因斯坦绝对评不上教授，因为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大多并不认可相对论。如果用同样民主的方式裁决学者，那蔡元培就不可以聘任梁漱溟，清华就不能够聘任陈寅恪，熊庆来就不能够聘用华罗庚。所以说，两者绝对不可以混用，管理事务需要民主裁决，而学术事务需要自由尊重。

紧接着是师生的权力和权利都被真正的边缘化了。高等教育机构凭什么称之为大学？就因为其间有学生啊。因此，学生在这样一种文化组织当中的角色扮演理应是作为“主体”的存在，换言之，至少应该成为管理主体服务的主要对象，而不应该沦为教育资源链关注的末梢。

再往下分析，一所大学的内部运行关乎到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和服务管理三个层面，三个功能是互补的，本来没问题，但是现实中依旧问题重重。我们的理想是，在现代大学的和谐架构里，好的教学，必须是唯美的，要有情感的，现在的教学却缺少情感。好的科研，绝对是求真的，求是为前提。当后勤服务管理、学校配套服务践行了小平同志的教导“管理就是服务”之后，我们发现服务管理要追求的最高境界正是善的境界。

上述一切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之中，遭遇了管理学所指称的“黑箱”，这里没有别的意思，更没有价值判断，黑箱理论是所有系统运行必然必经的一个流程。这一头是各种教育资源，包括教育政策、硬件软件、育人环境、教师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课程，经过一个黑箱的筛选，出来的就是学术成就和相关人才。我们今天看到的显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教育体制、竞争游戏规则，以及与相关规则相适应生长环境和教育产出。这一部分正是中国大学的生存生长的前提。当下中国的大学没有谁能够跳出这个圈套，在历经体制筛选和环境塑造之后，现实的大学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的生长面貌，在本质上借庄子的话说叫做“不得已的大学”。我们身处其间的其实仅仅是一个不得已的教育存在，而远远不是一个理想的教育存在。我个人把这种存在的形态赋予三个形容词：首先，是“实然的存在”，无论喜欢与否，它就是这样子的。当人们谈到科研的平庸，谈到教学情感的流失，谈到教育运行成本的庞大消耗，我们不法否认这是实然的存在。第二，是“仿真的存在”，当今世界大学通行的各种概念称谓在中国大学中都一一拥有，样样俱全。比如说学科、专业、课程、学术、院系、博士、教授、院长这样一系列的符号，既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符号也是我们天天耳濡目染的符合，但深究之，这一切似乎更像是仿真的存在，看起来无异于别国，但始终无从与国际接轨。第三，是“平庸的存在”，这是我经常用以描述我情感所系之高等教育的一个词汇，不好听，不愿意，但深入其间，仔细关照大学运行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流行的很多做法的确平庸。

最后，“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终于演变成为“现在大学制度”的现实。

这正是我今天所呈现给大家的一个逻辑流程。结论是，现实离理想还很遥远。如若要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需要在我所梳理的这些逻辑层面之上还原本真，以各适其位。这是绕不开的槛，更不是喊几句改革口号就能够达成的目标。

谢谢各位！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