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杂志》:见证中国近代教育的艰难与曲折

作者 | 张珊珊   发表时间 | 20141107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66期


《教育杂志》创刊于19092月,终刊于194812月,历时近40年,共出版33382期。它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并发行,是我国近代历时最长、影响深远的教育类期刊之一。

庚子国变,清廷实施“新政”,教育成为推行“新政”的试验场,各类改革异常活跃,《教育世界》、《直隶教育官报》等一系列译介海外教育理论的教育类杂志随之兴起。特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蔚然涌现,传统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与教育内容已经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需求,国内兴办新学、传播新知之风气大盛。在此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适应教育改革的需求,将业务发展重点转向教科书的出版发行。当时的负责人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支持者,刚好与热心于学制改革的陆费逵一拍即合,决计开辟一个国人学习教育理论、探讨教育实践、传播教育思想的平台,同时达到推广各类教科书之目的。

19092月,《教育杂志》诞生,陆费逵任主编。创刊号刊载了《教育杂志简章》,开篇即表明其“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之宗旨。刊物设立二十门类,依次为图画、主张、社说、学术、教授管理、教授资料、史传、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牍、记事、调查、评论、文艺、谈话、杂纂、质疑答问、介绍批评、名家著述、附录等。创刊号上登载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缩短在学年限》等。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中写道:“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而语……若采用于普通教育,事顺而易行。”早期刊物的内容基本围绕着简章中的二十大门类展开,包括本国教育现象评论与主张、外国学校情况介绍、国外教育理论与教育调查,辅以教育法令、教育管理方法以及教育小说等。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每期杂志都会附有教育类图书的宣传夹页,以期推广各类教材。

1912年,因陆费逵另立门户,主编之职交予朱元善,由此开始其主持笔政的近10年生涯。朱元善沿用了前期既有的杂志形制,并不断从别国杂志中汲取精要。其间,朱元善自己撰稿的文章有《暑假中儿童管理法》、《学校风潮论》、《小学校公共心养成之要求》等。此外,还有黄炎培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考察本国教育笔记》、《民国二年教育统计之一斑》、《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等,俞子夷的《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算术教授之科学的研究》等,蒋梦麟的《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等。这一时期《教育杂志》的编译类文章多用笔名“天民”(公共笔名),此类稿件多数是由朱元善选编并交编译所同人编译。特别是自1914年起,大量刊登介绍勤作教育的相关文章,将勤作主义思潮深入引进。相关文章包括《凯善西台奈之教育说》、《勤劳教育论》、《勤劳学校之经营》。然而, 由于朱元善学识不高,加之社会人脉有限,其主持笔政期间,《教育杂志》的内容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刊物已经显示出落伍的迹象,商务印书馆为此萌生撤换主编之意。特别是1919年,罗家伦在《新潮》杂志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教育杂志》等期刊加以严厉批评。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借变革契机,于1922年将李石岑推上主编之位。

李石岑提倡学术独立,担任主编期间,利用学术优势,开展了杂志改革。自14卷第1号起,刊物形式更为灵活,各栏目名称更为新颖,不再囿于创刊初期的既定门类,新增“世界教育新潮”、“教育评坛”、“新刊介绍”、“教育界消息”、“通讯”等,内容较之过去也更为丰沛饱满。但因李石岑个人事务繁忙,自14卷第6号起,刊发启示,将主编事务交付周予同。在此期间,《教育杂志》于14卷第9号开辟“现代教育思潮号”,刊载了十余篇文章,主张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反对教师本位。1923年初,商务印书馆为扩大刊物知名度,拟让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字擘黄)担任主编,但唐钺先生勉强编完一期杂志后,192315卷第1号的《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一则启事:“本社编辑,原定唐擘黄先生担任。现因唐先生事务太多,而前编辑李石岑先生适回社,自本年第二期起,本志编辑事务仍由李先生主持。特此通告。”从此时开始直至1932年,《教育杂志》的主编依旧是李、周二人。在此期间,陶孟和、舒新城、杨贤江、任白涛、俞子夷、杜佐周、常道直、潘公展、陈鹤琴、廖世承、朱自清、卢于道、丰子恺、张宗麟、沈百英等知名人士均在《教育杂志》发表作品,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一批进步文学作品也刊载于此。此外,刊物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类专号达十余种,包括“性教育专号”、“小学各科教学法号”、“小学教育参考书专号”、“职业教育专号”、“中等教育专号”、“儿童心理专号”、“幼儿教育专号”、“平民教育专号”、“城市平民教育专号”、“实验小学教育专号”、“成人教育专号”等。这些专号针对某一类教育问题开展集中广泛的讨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探讨氛围。同时,刊物也十分重视对欧洲社会教育思潮的引入与宣扬。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被毁,《教育杂志》被迫停刊,直到1934年才恢复发行。复刊后的第一任主编为何炳松。复刊号上刊登了王世杰的《教育杂志复刊感言》、何炳松的《本杂志的使命》、马宗荣的《九·一八以后日本教育的动向》以及杜佐周的《我国小学教育目下应走的途径》等。王世杰在《教育杂志复刊感言》中言:“教育杂志执笔诸君子,历来率为国内教育专家,今后必能光大斯志以往精神,对于关系民族复兴运动之教育方案,必能广集专家之闻见与议论,以为全国从事学校工作与教育行政者之良导;因以减少其错误,增进其工作之效实。余故乐于斯志复刊之始,略赘数语,献予之热望,并祝斯志之成功!”何炳松在《本杂志的使命》中提出要在四个方面努力,包括“打倒国内的文盲”、“复兴国内日趋崩溃的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的程度”。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杂志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他深感自己基本达成任务,便辞职去暨南大学,将主编一职交予黄觉民。

黄觉民担任主编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商务印书馆等一批文化单位在1937年夏季就开始一路向南转移,最后安顿在香港。香港陷落后,黄觉民连夜逃往澳门,后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两年后,因经费拮据,编辑部被裁撤,他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抗战期间,《教育杂志》所刊文章虽数量锐减,但内容始终紧跟社会现实,同时贯彻刊物一贯之宗旨,所刊文章有《教育设备的战防集中策》、《改变学校办法以解决教育困难》、《战时教育的目标与设施》、《战时课程问题》、《战时战后函授自修问题的讨论》等,为战时的特殊教育现实,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指导。第311期推出“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第317期推出“抗战四周年纪念号”。

抗战胜利后,《教育杂志》于1947年复刊,复刊号为“战后中国教育专号(上)”,主编是赵廷为与李季开。赵廷为在《我们的信念与愿望》中写道:“愿望今后教育界同人不再保持缄默,赋予战后中国教育以一种新的生命!”同期刊载的文章还有庄泽宣的《战后中国教育向那里走?》、常道直的《世界教育专业组织与国际和平》、杜佐周的《战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马客谈的《战后中国的国民教育》等。此后,《教育杂志》相继推出“基本教育专号”、“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专号”、“中学教育专号”、“社会教育专辑”等,直至休刊。

40年的刊行历程,《教育杂志》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见证者与亲历者,忠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艰难和曲折,为中国教育发展史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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