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美国人]:粗鲁的行为能像疾病一般扩散

作者 | Cindi May    译者 | Frank690(译言)    发表时间 | 2015-12-01    来源 科学美国人



流感季即将来临,为控制传染,让我们免受侵害,很多人都会打疫苗。乔纳斯·萨克(Jonas Salk)和汤玛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的工作成果帮助几代人来遏制这种病毒的传播,流感疫苗拯救了上万人的性命。但是在疫苗开发之前,科学家首先需要判别流感的来源,而且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流感具有传染性。

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特雷弗·弗克(Trevor Foulk),安德鲁·伍伦(Andrew Woolum)和埃米尔·厄雷兹(Amir Erez)的一项新研究针对一种不同的传染威胁迈出第一步:粗鲁。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弗克和同事们证明了粗鲁对待的对象或者目击了粗鲁行为也会导致粗鲁。人们遭到粗暴对待,会在心里形成粗鲁的概念,并最终会把一些模糊但善意的行为解读为粗鲁。更严重的是,他们更有可能会粗暴对待他人,并导致他人的敌意、负面影响甚至是报复。

关于负面行为能产生新的负面行为并不是一项新发现,因为研究人员在数十年前就证实了个体可以从他人身上学习并反馈破坏性行为。举例来说,比如今天被认为臭名昭著的波波娃娃(Bobo Doll实验),儿童目睹了成年人用棒槌击打波波娃娃或者朝娃娃大声喊叫以后,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同样,上司如果认为自己遭到了上级经理的不公正待遇,也会倾于对下属实行不公正待遇。

然而,以前有关负面行为传染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一些程度较高的行为上,比如肢体击打或者管教虐待,所幸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并不多见。此外,大部分的前期研究把破坏性行为定义在比观察组地位更高的人群身上。这些极端负面的行为因此会一再重复,因为第一这些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观察者会有意识地且故意效仿高地位人群采取的行为。

弗克与同事想了解低程度的负面行为,也就是会在日常生活会与同事、客户、顾客和同辈间出现的行为。我们与同事和客户相处的时间远远多于和上级相处的时间,所以如果他们的行为具有传染性,有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同辈间和顾客之间负面传染的证据也暗示了传播模式不止一种。我们更不可能有意将针对顾客的行为来针对我们的老板,也因此在这些场景中观察到的行为传染是由无意识、非故意的过程驱使的,而不是有目的的效仿。也许我们是无意间“感染”了这些行为。

弗克的团队首先测试了程度较低的粗鲁行为是否具有传染性。在一项实验中,他们测试目睹粗鲁行为是否会激发有关粗鲁的概念。实验对象首先完成了15分钟简短的调查,结束以后,团队安插的人员假装迟到的实验对象,并要求参与实验。在控制条件中,试验人员礼貌地告诉迟到者实验已经开始,并提出安排她参加另一场实验。在负面条件中,实验人员粗鲁地斥责迟到者并要求她离开。所有实验对象然后要完成一项“词汇判定测试”(LDT)。LDT测试要求尽快判断一组字母(比如CHIKHEN)是否能组成一个单词。重点是,有些LDT词语是善意的,比如:helpful(有帮助的)。有些词是挑衅的,比如:savage(野蛮的)。有些词是粗鲁的,比如:tactless,(弱智的)。在所有条件中,对于善意和挑衅词语的反应时间是一致的,但是负面组对粗鲁词语的反应时间非常明显要快于控制组。目睹了粗鲁行为的人对粗鲁产生概念,因此在LDT测试中更快反应出来。这些研究结果暗示了接触到粗鲁行为似乎会让我们对粗鲁的概念变得敏感,其方式不是有意或带有目的的,而是自动发生。

为了检验敏感度是否会影响社会行为,弗克的团队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实验对象要求扮演当地书店的工作人员。实验对象首先观看了一段书店同事间或者礼貌或者粗鲁沟通的录像。然后要求他们回复顾客的电子邮件。电邮本身要么态度中立(比如,“我来咨询下我几周以前的订单”),要么非常强势(比如“我感觉你或者某个无能员工肯定弄丢我的订单了”,要么中等程度的粗鲁(比如“我真的很惊讶会这样,因为所有人都说你们家的客服真的很好???)

弗克和同事又一次发现接触过粗鲁行为会产生对粗鲁的特定敏感。尤其是,实验对象观看的录像内容不会影响他们回复态度中立或者强势的邮件。但是这些邮件本身的态度会影响回答。也就是说,比起态度中立的邮件,所有的实验人员更有可能给态度强势的邮件回复敌意邮件,不管他们是看了礼貌还是粗鲁的录像。但是,录像内容的确会影响实验对象回复粗鲁邮件。看过礼貌录像的对象对粗鲁邮件的解读偏向善意,并给出比较中立的答复,但是其他看过粗鲁录像的对象对邮件解读为恶意并给出恶意答复。因此,目睹过粗鲁行为,即使发生在同事或身边人身上,也会引发对粗鲁行为和回应粗鲁行为的敏感度。

接触到粗鲁行为显然会影响我们的心态以及我们对粗鲁的反应,但是弗克最后一项测试结识了这种传染病最不讨人喜欢的副作用:目睹粗鲁行为会让我们也变得对别人粗鲁,这些人也会(或者进一步)对我们粗鲁。

这个实验的对象也参与了一系列与其他实验对象谈判的练习。关键问题集中在实验对象面对粗鲁对方时候的行为。在一系列谈判中他们的行为如何?他们的下一组谈判对象感觉怎样,又会怎么对他们呢?

你可能也猜到了,实验对象在跟粗鲁对象讨论以后会在新一组谈判中被别人认为粗鲁。这些“携带者”将愤怒和敌意传播给他们的谈判对象,并导致恶意行为。携带者和新伙伴的谈判结束以后,新伙伴获得独有的机会来决定如何与携带者分享额外的资源。新伙伴可以做出善意的选择,平分这些资源,也可以做出自私的选择,拿走大部分资源(留一小部分给携带者),或者做出恶意选择,摧毁所有资源,保证携带者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自己也什么都得不到)。在与携带者谈判以后,恶意选择的频率相当明显,表明了人们宁愿自损来报复携带者。而且,这些负面传播的效果在一周以后依然存在,表明了这些负面行为的传染周期相当之长。

总体而言,弗克和同事们搜集的数据突出了低程度负面行为的危害,即使只是目睹而非亲身经历。这些负面行为使目击者变为携带者,就像碰了得流感的人碰过的门把手也会被传染,然后传染给其他人。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传染会持续数日。但是不像流感,这种传染病无法接种。不知道乔纳斯·索克能否帮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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