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

作者  |  佚名         发表时间  |  2013-06-21         来源  |  南方教育时报


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

在晏阳初发起全民识字运动的同时,同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陶知行)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1926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初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他的理想是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到民间去”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投身教育,受到了强大的时代因素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巨大社会转型震荡中,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而在美国多年的留学经历,又使他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到传统社会的弊病,并立志去改造。他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而做到这些,首先就要从教育入手。早在1914年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的思想和志向。

他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毕业时,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回国投身教育。他在归国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时值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他马上以巨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们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该年年底,陶行知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主张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他又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创立晓庄师范学校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后,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遇到了瓶颈:师资成了最大问题。欲改造百万乡村,普及平民教育,急需千万师资。

1926年,陶行知推动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为主任,调查研究沪宁沿线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

经过调研,他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幼稚园之新大陆棗工厂与农村》等论著,并制订中国乡村教育运动计划,同时,中华教育改进社也通过他起草的《我们的信条》18条。1227日,他正式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向江苏教育厅申请办乡村师范,3天后就得到批复,创建乡村师范学校成了他1927年元旦的新年礼物,他无比振奋,在《我们应当向谁拜年》中动情地写道“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无不来自乡下,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吗?”而下乡拜年最好的礼物就是乡村教育。

同一天,陶行知主编的《乡教丛讯》创刊。陶氏在安徽公学召开试验乡村师范筹备会,研究学校建设事宜,买定南京神策门外的农村小庄(后改为晓庄)山地为校址,决定当年315日开学。

不久,他就收到清华大二学生操震球的来信,表示对乡村师范教育“喜跃如狂”,“恨不得肩生两翅”飞来报名。陶行知回信道:“您在清华学校好比是天上的天使,皇宫里的王爷,现在要发宏愿,放弃养尊处优,回到人间,过我们茅草屋的生活,……简直要叫我们五体投地地钦佩。”表示欢迎第一个大学生决心下乡,并号召全国青年下乡为农民及其子弟服务,勉励他与农民同甘苦共患难。

独特的招考与教学创新

1927年元月10日开始,乡村师范学校刊出招生广告,报考资格独具陶氏风格,明文规定“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

陶行知宣布改“老山”为“劳山”,改“小庄”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意为“在劳力上劳心”、“日出而作”,将“教学做合一”作为校训。这源于他一贯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据说,典礼当晚,陶行知与其他几位客人就睡在稻草铺成的地毯上,同卧的竟还有一头大水牛,他戏称“牛大哥”,就这样,这个留美学生,开始了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的生活。

311日,晓庄师范正式开考,科目为:两小时的“国文”,题目是:《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吗?》《有人说我们办试验乡村师范是行许行之道,对吗?》两选一;1小时的“常识测验”;1小时的“智慧测验”;5分钟演说。不能不说考试科目设计得很科学全面,可以充分发挥立志于乡村教育学生的主动性。此外还有劳动考试:上午是3个小时的垦荒与施肥,下午是3个小时的修路。每个考生发一把锄头,开考令一响,考生各自奔赴自己的“领地”挥舞锄头刨地。

开学典礼,陶校长在致辞中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

学校每天早晨5时有一个1015分钟的全校短会,师生轮流主持。先唱陶行知填词的校歌《锄头舞歌》,继而安排当日的学习和工作,会后是早操。上午主要是读书,书目一部分由学校指定,一部分个人自选。下午是工作时间,内容有田间劳动、简单的工艺制作、校外社会实践等。晚上是平民夜校活动等。

山海工学团及小先生制

陶行知平民教育的目标很高:我们要建的“必是一个有生命的学校” 。显然,他是要把新学校与旧学校截然区分,是要彻底切断旧教育对新教育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破装饰品的教育”,可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上却十分朴素。这就是创办工学团的基本原则:“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他认为,穷不是办不成教育的理由,只要诚心依靠“真农人”,就一定能办好乡村教育。

工学团最先选址在一间古庙附近的侯家,另一处选址孟家木桥。因靠近上海,属宝山县,故取名山海工学团,借“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预示着乡村生活教育迈出了第一步。1932925日,小侯家宅青年夜校开学;101日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开办。随后,又成立一系列夜校、各种工厂、幼儿园、妇女学校等。

摊子铺开后,不仅资金吃紧,师资缺口也很大,于是他想到了“小老师”。通过常年观察,他了解到,小孩子能力不可小觑。比如新安小学的7个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在大上海走了一遭。每人身上只带10元钱,靠卖书、演讲生活。有一回陶为民众演讲,有个小孩指出他应该把“不是人”改为“木头人”。

恰逢无锡有位青年想办一个工学团,请求派人支援。陶行知便派了13岁的侣朋前往,交代他两项任务:一是发现其他有能力的小老师;二是大胆展示小老师的能耐。陶行知认为,儿童教育,智育上注重自学;体育上注重自强;德育上注重自治。在这样的“儿童自动学校”,教师的作用仅限一旁指导。

1934128日,儿童工学团大会正式提出“小先生制”,并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每个团员都发一条绿布带。凡是做过小先生的布带上都缀有铜钉——教一代学生便获一枚铜钉。大会的主席、司仪、招待全由小先生担任。44日儿童节,陶行知再次在山海关工学团举行了小先生动员大会。

“小先生”在许多国人看来是荒唐的事,可是陶行知却做到了。他尊重儿童是发自内心的,运用小先生是建立在科学的教育理论基础上的。他确信“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现实的意义还在于,乡村教育急需启蒙老师,小先生可解燃眉之急,而小先生们的表现,的确给这位大先生增添了底气。其实,小先生制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了多少人,认了多少字,更在于他也为小先生们提供了继续学习的动力,从而营造全社会积极向学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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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 陶行知的一面镜子

人生往往都免不了有一面自己的镜子,武训就是陶行知的镜子。他在55岁生日时说“古今两大叫化子,乞讨兴学救赤子。”来表述武训和自己的精神继承关系。事实上,回顾陶行知献身教育的一生,其经历简直就是武训再现。

陶行知敬佩武训,“无钱也可以办学”、“再穷也要办学”的“异行”,一生无数次在讲话、文章中提及武训。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会第一次年会上,他指着武训画像说:“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是这样的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要办教育。” 1923年他与人合编的《平民千字课》读本结尾处写道:“武训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万年 。如果我们个个都有武训精神,还怕国家不进步吗?”

1942年,当办学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勉励自己“人家武训是个乞丐,都能撑起三所学堂,我堂堂一个留学生,难道连一个育才学校都办不下去吗?” 他还将画传文字部分译成英文出版,并在跋中将武训精神总结为“三无四有”,即:无钱无靠山无学校教育;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有公私分明的廉洁,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许多人把武训看成是“奇男子”、“异行者”、“苦行僧”,可是陶行知不以为然,他说:武训是个常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平常的事:兴学,兴学,兴学。”他不仅自己以武训为精神榜样,且宣传推广武训精神,他决定将武训诞辰纪念日——125日定为兴学日,12月第一周定为兴学周, 12月为兴学月。

直到后来他遭遇的批判也跟武训相关,1950年电影《武训传》被评为“大众电影十佳”之一。1951年毛泽东观后却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 529日《人民日报》刊登《武训的真面目》,说陶行知“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成改良主义的老师,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随后掀起批判陶行知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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