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作者 | 陈建利   发表时间 | 2010-08-09   来源 南方周末

 


为什么蔡元培聘陈独秀做文科教授,会三顾茅庐?陈寅恪没有学位、没有论文,曹云祥能聘他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清华国学院的导师,那是导师的导师,教授的教授啊。这种真正的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是哪个时代一个重要特点,这点离不开大学间真正的竞争。

贺卫方按:这是两年前的一篇访谈录。2008年年初,在中国政法大学发生了一起师生冲突事件。《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先生约我就这个事件发表看法,我力求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讨论了与大学教育相关的更广泛的话题。不料,有关部门对媒体发出禁令,不许跟进报道和评论,于是这篇访谈也就难逃池鱼命运。日前检索旧档,偶然看到沉睡两年多的文稿,重读一过,修订几处字句,在这里发表一下吧。尽管没有在刊物上发出,我还是感谢建利的提问和整理。

该不该守师道尊严?

南都周刊:这实际上是一个个体性事件,在大学里迟到也是常见的,现在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很多媒体都参与讨论,这背后是什么逻辑使然?

贺卫方:事情不单单是学生迟到,或者说提前离开教室,而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又被当事者主动地向外公开。其次,事件的当事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另类的”、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他过去有过一些言行,让许多人感觉到有趣,这对事件有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最后还引发了教师要辞职。另一个人为此发表声明,无论是萧瀚也好,何兵也好,他们本身都是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物。最后一个深层的背景是,事件引发了关于大学教师职业伦理的思考,师生关系该如何?怎样做一个老师?怎样做一个学生?这也是教育制度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南都周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师道尊严应该遵守,学生不能随意离开教室?

贺卫方:中国古典时期有一个悖论性现象。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纯粹的知识人,如做一辈子的私塾先生这些人,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存在一种“反智主义”的历史传统,知识人经常是被嘲弄的对象,所谓“老九”的分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那种真正为帝王服务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时期的这种人际伦理之间,“天地尊亲师”,教师似乎又被推崇得很高,又有“传道授业解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这种悖论非常有意思,但总体来说,内在有一种功利性的考量。做为师,为自己带来了启蒙,为自己科举功名带来一些知识基础,有一种感激的情感在里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太过功利。比如说从前的科举考试,“同年”会成为政治结盟的一个网络。

南都周刊:是,对于“师道尊严”的提法,要有一种历史性的分析视角。

贺卫方:对,必须要把这种古典师生的伦理放到古典社会的背景去理解,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置换到今天,仍然强调“师道”。

今天的教育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教育的目标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最终服务于科举考试,而今天的教师们,分布在各种不同的层次,分布在不同的专业里。大学里的教师教的不是以前私塾里的孩童,基本都是成年人,一些硕士、博士生甚至比老师大。这时场景置换、伦理规则也应该有一些变化。大学里学生有自己的判定能力、自己的兴趣爱好,师道要尊严,生道是不是也有尊严,我们也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尊严。

此外,现在大学这种规模化、专业化培养人才,也不是之前能比的。教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比起以前来,也不在具有特别亲情化了。亲情化可能在硕士阶段、在博士阶段存在,因为范围小,层次高的化,互动就比较多一些,但这种亲情化的存在伴随着年龄更大、更加成熟,是师生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朋友关系。

古典时期教师跟学生之间的知识落差大,像早期西方的博洛尼亚大学,只有有钱人的子弟才能买到课本,没有钱的人连课本都没有,都是在下面听,上面讲的人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单向度地向学生传授,这时学生必须要经常地依赖教师。但在今天这样知识民主化时代,获取知识有许多的途径,有些学生可能比某些教授要能够获取更多知识的资源。比如说,很多老教授不上网,但学生就可以从网络上获取好多资源。

这些都需要从一个更加职业化的角度去思考。在大学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之间,在人格方面都有平等的强烈需求。大家都在这个空间里平等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所以今天如果还固守着从前那种师道尊严,甚至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骂学生,我认为这简直是活在中世纪,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行径,不可思议。

大学精神缺失的背后

南都周刊:中大日前也曝出了导师对学生的辱骂事件,现在在大学里,研究生往往叫导师为“老板”,好若是一种交换关系,虽有调侃之意,也充斥着你所说的功利性色彩。

贺卫方:大学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大学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大学是本土自然生长起来的,而中国大学是横植过来的,是近代的一种泊来品,移植来的东西总是学的形似神不似。而“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是潜移默化慢慢生长起来的。

另外,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关系。西方的大学里基本都有教堂,有一本书叫《在哈佛发现上帝》,哈佛大学中心有个大教堂,里面陈列着一战、二战哈佛校友牺牲的名录,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感召着、在呼唤着人们去追求崇高的东西,中国没有这些。学生考大学、读研究生往往不是纯粹知识的感召或精神的感召,读书往往是为了获得文凭,毕业后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这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

当然,也不能过度地以偏概全,我看到的大多数情况下师生关系还是不错的,还是其乐融融,还是有一种师生感情,共同切磋询问,人格方面互相尊重。我从来不允许我的学生叫我“老板”,这是一个侮辱。

南都周刊:在一个大学里,要建立现代的师生伦理关系,教师本身的“师表”作用很关键。

贺卫方:大学教师的风范如何去体现,如何展示自己学术的尊严,自己的道德勇气,面对外部的强权的时候,表现是怎样的,会不会真正地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这一份职业,把学术作为一种事业来对待,而抛弃一种功利的因素,不允许把学术研究作为敲门砖去获取一些不应当获取的功利的目标、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权力的,还是某种低俗的欢呼声,都是教师需要认真对待的。

如何去认真地对待同事,大学里具有管理责任的人,如何去尊重他的同事,而不是把那种官场的习气带到大学来,把自己当成了行政意义上的领导,而忽视了大学里是一个平等的特殊群体。如何去提携比自己辈分低的学者,在提携过程种如何去尊重 “被提携”的对象,如何去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而不去牺牲掉学术的尊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慢慢地去思考,想方设法完善的,中国现在离理想状况还差得很远。

南都周刊:这是为何?

贺卫方:中国大学本身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这种不正常部分地要归于与大学和政府关系的错位,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庸,所以政府把手太多地伸到了大学里,让大学里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太多的扭曲,使得大学里发生事情时,有些人愿意诉诸于向政府求救,政府果然就会挥舞自己的指挥棒,使得大学里事务不是按照大学本身的制度逻辑来解决。

另外,我觉得中国大学格局里,还缺乏真正的竞争,大学的发展是需要竞争的,像经济领域的竞争一样,需要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并存,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样的机会下进行竞争。竞争能够导致大学内部机制逐步完善。比如说,它必须想方设法地去招募最好的老师,一个糟糕的人被轻易地被招募到一个好大学,这肯定是制度方面有问题。除了国立大学外,私立大学也非常重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处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但是无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中国都出现了当时在世界上相当好的大学,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可以说是领先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的南开大学,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有相当的品味。

我读何炳棣《读史阅世60年》的回忆录,他是清华的毕业生,清华那时候历史系的毕业生那是何等了得啊,本科毕业生,已经通读完了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的原版,现在我想没有几个历史系的教授读过英文版的原版。他到美国去留学,美国人很吃惊,怎么会这样,中国会有这么好的大学,这就是竞争的结果。为什么蔡元培聘陈独秀做文科教授,会三顾茅庐?陈寅恪没有学位、没有论文,曹云祥能聘他做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清华国学院的导师,那是导师的导师,教授的教授啊。这种真正的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是哪个时代一个重要特点,这点离不开大学间真正的竞争。没有竞争,全部清一色国立,校长们变成了官僚,学校都由官僚来进行统治,怎么可能真正形成一种良好的教师职业伦理。现在我不知道,大学教育将来会不会真正成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一个堡垒,现在能看到的是教育部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追求,只是不断地看到他们强化对大学的干预,这让人非常不解。

学生不是用来教化的

南都周刊:撇开这个事件冲突本身,我们看到,双方寻求解决之道,双方的语言都比较有意思,就是找“组织”,靠行政压制。

贺卫方:如果大学是教授治校,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学校本身是一个家长制的官僚机构,出了事大家自然要找最大的家长来解决,这种解决是靠压制的,不是靠说理。有人会担心说,逃课是自由散漫。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课逃课的学生比较多,根源往往在于老师讲课缺少吸引力。当然,老师的课有非常复杂的细分,有些课是课程性质决定的,不可能吸引多人来听。

有些教师靠点名来维持秩序,你不来我就扣你的分,就让你不及格,这是赤裸裸地滥用权力。我们一方面谴责政府滥用权力,如果大学的教师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通过威胁、恫吓来让学生不得不接受淫威下的粗制滥造、这是误人子弟。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尤其是高年级的大学生,如果说在大一,我们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的责任,去帮助学生去选择应该接受的训练,避免他们走弯路。但到了高年级,应该相信他们最终是有判断力的,正是这种信赖促成了学生心智的成熟和人格的独立。发生这样的“肢体冲突”,把学生扭送到了保卫处,这简直到了一种滥施淫威的境地。

南都周刊:其实,师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行政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也不必感到惊讶,毕竟大学本身的管理体制已经框定了。

贺卫方: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体制缺陷上,这个体制不会使每个教师都从事这样的行为。另一方面,确实要反思大学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如何让大学不是官衙,大学不是小学,不是中学,不是商场,大学就是大学。如果去强化教授治校,大学自制,学生在大学的管理中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地位,都需要去思考。

世界范围内可能有两个比较极端化的,一种就像我们,大学里要做重大决策时,是不会有学生代表参加的,学生会没有起到一种代表学生利益跟大学当局进行交涉的使命。另外一种可能是北欧或者南美那边的大学,他们特别强调大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民主的,包括学生,包括后勤人员,大家都来投票,导致了好的学者逐渐地会流失。

所以,美国一个教育家说,大学管理中第一要记住的是,不是所有事务都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策,纯粹地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也会导致大学的衰落。大学甚至要尊重少数特立独行的学者,只要他们遵守了学者应该遵守的一些职业伦理,他的行为,某些怪癖,他的某些观念是相当地“异端邪说”,他厌倦了校园里的政治,校园的官场化,这种人应该是大学里特别珍贵的资源,也是大学之所以作为大学的一个特点所在。

在这样一种整体反思的情况下,就会知道规则和自由之间的一种紧张,大学不可能就是完全祥和的鸟语花香之地,它也有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冲突应该通过大学本身的一种力量加以解决。中国现在的尴尬部分在于大学缺乏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过去我们曾经揭露过一些学术腐败、学术剽窃的问题,许多不错的大学居然没有任何回应,自己缺乏一种内部机制来纠错。所以导致有时候邪不压正,甚至邪气占了上风,久而久之,大学的衰落就会成为必然。

南都周刊:大学里学校本身和教授对学生存在这种家长式的支配思维,实际上,并不仅仅在大学,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把孩子当人看,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培育。

贺卫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观念始终将学生视为一种教化的对象,耳提面命,这种知识和道德上都处在一种不平衡的格局当中。另外一方面说,1949年以来,某种政治哲学更加强化了这样一种不平等。考试是一个特别能够容易地看得出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哲学机制的,是更加注重自由开发头脑的,还是封闭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是强迫接受“唯一正确”的答案,某些东西是不可批评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的考试基本上就是考唯一正确的答案,并把这个答案变成了一种信仰来看待,而不是当作知识来看待。

在这种情况下,无异导致师生之间的关系扭曲,甚至教师跟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也扭曲,因为教师必须去传递这种东西,否则可能会丢饭碗。这种大格局,多多少少是一种间接的因素。过去那种单位体制导致了人身依附,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也导致我们在心灵方面产生一种依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经常被人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被教育,被改造。你自己不能够自己去发现真理。文革期间或文革后,我们学习马恩的书,只能依据人民出版社的版本,不能够自己去找英文版,德文版,“一经圣人口,议论安敢道?”。这样的教育不能说是进步,而是让人变成了套中人,不能走出这样一个套子。到今天有些人还有这种思维,还是觉得任何不符合正统的观念,就是有错误,就要加以批判,然后把这变成了师生关系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南都周刊:是,往往一出现问题,就归因于学生自律性缺乏,自我约束力差,就要“教化”。

贺卫方:这种错误的教育理念就是让你首先感到自己是不成熟的,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应当除了听别人的教诲以外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在教育的各个环节上,如何尊重人的独立、尊重人探索真理途径的多样性,尊重人观念的差异性,这些东西如何渗透到教育层面上,没有人思考,也很少有人去做。像洛克的教育理念在这个时代传播的很少,一谈起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学本身的人的专利,在一个小范围内去传递。现在是应该真正呼唤自由主义教育观传播的一个时代了。


原题 贺卫方答《南都周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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