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二战教育的诚意:“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发布时间 | 2014-08-18   作者 | 程介明   来源 | 香港《信报》



反纳粹的教育,初看是无孔不入,实际上被看成是学生建立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文化的基本要素。

日本政府为钓鱼岛属土问题修改教科书。很多年前,日本已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角色修改课本而引起争议。最近有机会从一位在德国长大的亚裔博士生口中,得知德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下一代身上,不遗余力的教育,其努力之处,超乎想像。在此与读者分享。

德国的二战教育,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不只是课本或者课程的内容,而且教师平常的态度、举例、分析,稍有机会,就会有意识地、自然而然地帮助学生去追忆二战时期,德国发生的往事,焦点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主题是“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深刻的悔意

这位博士生回忆说,她第一次接触大屠杀,是在幼儿园唱游的一首歌,讲述一位名叫沙沙的男孩,在大屠杀中遇到的家庭惨事。

后来在语文与文学科的选材,相当多的选材都是与纳粹大屠杀有关。从小就看《安娜日记》(原名Het Achterhuis;英文译为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中文也有译为《安妮日记》),而且看过许多许多遍;每一条村,都会有相关的纪念馆;也会有老年人忆述当年的遭遇;也会带领学生去参观一些大型的集中营惨事现场。

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述与理论,占了很大的成分。战争的残酷一面、不人道的实质,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博士生还记得看到影片中日本士兵的武士道自杀,永不磨灭。反纳粹的教育,是希望下一代有一个基本的渴求:和平。

宗教。这位博士生的分析,纳粹之惨杀犹太人,开始还有一点经济的理由,因为犹太人会做生意,在许多地方掌握了德国的经济动脉,但是后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宗教的理由:几乎把犹太教说成是邪教,把信奉犹太教说成是低等种族肮脏的表现。

因此,德国的宗教科课程基本上是讨论各种宗教的多元文化,培养学生尊重各类宗教的多元共存(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在近年多了许多回教移民的德国,甚少听到有种族纷争)。

听这位博士生的叙述,不禁感到,在德国,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不是某个科目、某个课程大纲,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比如说,音乐家瓦格纳,很多德国人都不想听他的音乐,甚至不愿意提到他,原因就是他是希特勒的好朋友。反纳粹的教育,初看是无孔不入,实际上被看成是学生建立世界观的基本要素,也是教育文化的基本要素。

汹涌的思潮

德国对于二战教育的重视与坚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觉得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没有吸收教训。当时弥漫的舆论,是德国的失败,只是战争失利;《凡尔赛和约》,是战胜国强加于战败国的“不平等条款”。这也是后来希特勒得到支持的其中一个原因。当时很多德国人认为,德国本来是一个大强国,希特勒就是为了重新恢复德国的地位,重振国威,也因此得到了不少青年人的拥戴。

因此“不要忘却”是德国二战教育得以长期坚持的关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十几年,战争的苦痛,就已经被忘记得一干二净。

但德国的二战教育,又不停留于消极的忏悔。推动反纳粹教育的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认识到思潮对青年人的影响。当年在希特勒的鼓动之下,造成了一种汹涌的大思潮,而大多数的青年人都深陷其中,而且深信自己是在“正确”的一方,支持着“伟大”的事业,因而成为了屠杀犹太人的帮凶(中国人对此,不会不熟悉;文化大革命犹有余悸!)。

所以德国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教育,超越了过去的历史,目光在于将来;也超越了大屠杀本身,而认真塑造能够独立思考、装备批判思维的一代。

还有研究得很多的,是希特勒通过立法建立独裁政权的过程。希特勒不是通过废除宪法来建立个人权力,而是通过修宪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在德国中学就有不少有关宪法的讨论,以及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远远超越了“守法”、“法治”的层次。

向这位博士生请教的过程中,难免与日本比较。在受过二战苦痛的中、韩和其他亚洲国家眼中,日本政府的做法,恰恰与德国相反:把侵略看成平等的“战争游戏”;把战败投降看成是“耻辱”;为恢复国威而修宪、扩军……。笔者遇到的许多欧洲学生与学者,都是一样的看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色,在欧洲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德国与日本

问到为什么日本与德国会不一样,这位博士生的分析也很有意思。

第一,对于希特勒的纳粹大屠杀,里面固然有被害人的仇恨,但是更多的是整个德国民族的悔意。“犯罪感”(guilt),是贯串纳粹大屠杀教育的基本心态。这也许与德国的基督教的传统有关。

第二,纳粹大屠杀的受害人,包括大量的德国籍犹太人,是一场包括国民的种族大屠杀。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在日本本土上,除了士兵在外地伤亡,以及间接的影响,本国国民没有受过严重的创伤。

第三,二战之后,对于德国纳粹战犯的追捕与审判不遗余力,追到天涯海角,至今锲而不舍,务求绳之于法。这没有在日本发生。

第四,这与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很有关系。战后的安排,基本上是想把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因此日本难免也有被欺负的感觉。

在钓鱼岛引起的中日对立,香港人几乎没有人同情日本政府的立场。香港人还有很多抗日战争时期痛苦的回忆,很多人的前辈在家乡家破人亡;地道的本地人还有“三年零八个月”的情意结。很难令人觉得那些岁月只是谁胜谁负的战场游戏。

但是香港人没有用敌对的眼光和态度对待我们周围众多的日本朋友、同事、学生;也没有普遍的激烈的反日行动。这也许是香港人成熟的地方,因为真正要反对日本的战争思想复活,我们身边熟悉的日本人,才是维护和平最关键的人物。

倒是德国的泛纳粹教育,产生出新一代的人类,值得我们深思。记得2009 年第一次在美国以外举办Global Clinton Initiative,问克林顿为什么选择香港,他不假思索地说: “因为香港没有敌人!”利用这种优势,香港完全可以抛开种种情意结,不囿于香港一地的“繁荣安定”,教育出能够面向新的战争威胁、为新的世界和平贡献的一代人。


原题 程介明:德国的二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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