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泪—— 《沈从文的后半生》书评

作者 | 许纪霖   发表时间 | 2014-9-2   来源 作者博客


沈从文与丁玲,再加上胡也频,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三人行”的佳话,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互拥取暖,血浓于水。解放之后,丁玲变了,变得那样地冷冰冰,形同陌人,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沈从文的心里在滴血,他不申辩,也不反唇相讥,只能在给友人的信中委婉地倾述内心的苦楚。

新出版的张新颖著作《沈从文的后半生》,令我最感叹不已的,是这位文坛无冕之王的泪。

到了晚年,沈老越来越容易落泪。孙女在学校被顽童欺负,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泣不成声;回乡听傩堂戏,泪湿衣襟。接受记者采访,回忆往事,老人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一位女孩听之动容,上前拥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沈从文抱着女记者胳膊,嚎啕大哭,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老伴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最见不得的,是古稀老人的泪。究竟是多大的苦难,让沈从文忆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从湘西大山里出来的他,不是没有见识过苦难。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兵,见过各种人世间的残酷,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甚至还看到过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挑着父母的头颅!他说:“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负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这苦难,到了建国之后,竟然降临到自己身上。我读沈从文民国时期的评论,常常为他捏一把汗,挑起京派海派大论战的,是他;直言批评左翼文人的,也是他。年轻的沈从文,因为自己“乡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后的祸根。

沈从文太单纯了。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云集一堂,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沈从文将政治比喻为“红绿灯”,文学是否需要“红绿灯”指挥呢?他与冯至有一场争论:

冯: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沈从文始终相信,文学要保留一点对政治批评和修正的权利,而不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这种坚守,让他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解放以后,当各种政治浪潮铺天盖地而来,朋友们纷纷识时务为俊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时候,沈从文还在那里犟头犟脑地守着自己。郭沫若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从文被踢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

祸从天降,猝不及防。当朋友们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意气风发、红光满面的时候,沈从文却被时代抛弃了。新中国对他而言,不是“时间开始了”(胡风之语),而是“时间终结了”。沈从文悲哀地写道:“这个新社会人都像绝顶聪明,又还十分懂幽默感。我却总是像个半白痴,满脑子童心幻念,直到弄个焦头烂额。”

一个不是“思”而是“信”的时代的降临,让习惯独立思考的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

“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第一次文代会,南北作家会聚北京,沈从文连代表都不是,他想与时代和解,但时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这个时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沈从文的后半生》,第19页)他几次有自毁的冲动,都被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一个作家,失去了写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觉一般,令人崩溃。倘若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尚能同病相怜,命运偏偏让沈从文一个人来承受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在众人狂欢之夜,独饮孤独的苦酒,这是何等的悲凉。


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沈从文

在苦难之中,对心灵最大的摧残,不是来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经的朋友。敌人毁灭不了你,陌生人也伤害不了你,唯有来自朋友的切割、误解与反目,才会真正戳到你的痛处。沈从文与丁玲,再加上胡也频,曾经是一段民国文坛“三人行”的佳话,经历过共同的恐怖岁月,互拥取暖,血浓于水。解放之后,丁玲变了,变得那样地冷冰冰,形同陌人,而且还公开与他划清界限,痛斥他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沈从文的心里在滴血,他不申辩,也不反唇相讥,只能在给友人的信中委婉地倾述内心的苦楚。

还有来自学生的变脸。范曾曾经当过沈从文的助手,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为了他的调动工作,沈老尽其所力,四处奔走。范曾为此感激不尽,不时写信来问寒问暖。有一次天不亮就来敲老师的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赶来。”文革开始了,范曾反戈一击,写大字报揭发老师。而且对老人颐指气使:“你过了时,早就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沈从文气得冒着鹅毛大雪赶到友人家里,进门便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张兆和,喜欢他的文字,却不理解他的内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时候,常常远离他而去,留下他一颗敏感而孤独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从文逝世,张兆和整理两人的书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内心: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然而,对急切渴望理解和抚慰的沈从文来说,这个“明白”来得太晚了。

一个年轻时代意气风发、自视甚高的大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宛如变了一个人:胆怯、羸弱和谦卑。他内心的委屈无从诉说,只能将个人的苦难理解为一种为国家的牺牲。建国之初在华北革大洗脑期间,李维汉对知识分子训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沈从文听了之后自我安慰:“说得极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此后,“个人渺小”成为他经常的自慰语,“牺牲一己,成全一切”,成为他立身的座右铭,竟然在内心深处获得了一份小小的崇高感。

沈从文逝世之后,他的全集终于出版了。一千多万的篇幅里面,有四百多万字是生前未发表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和卷帙浩瀚的书信。那是另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沈从文。这位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无冕之王,在他的后半生,以其心灵的苦难和不屈的挣扎,丈量出那代知识分子的痛与爱。

那样的时代,再也不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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