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大学的颠覆:大学变“小”

作者 | 徐瑞哲   发表时间 2014-08-18   来源 | 解放日报    



上周末,来自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新生,齐聚世纪大道1555号——上海纽约大学陆家嘴新校园。为期两周的新生营后,他们将与首届近300名学长一起,迎来这座中美合办大学的第二个学年。

这所“垂直大学”只有15层高,在金融贸易区的高楼大厦中并不起眼。相比动辄万把人的大校园,其建筑面积仅为5.5万平方米;在6个教学楼层间设有51个教室,七成以上只能容纳1620人,桌椅可根据课堂需要随时改变布局,比如用于学生分组辩论。

鲜有大教室、大班课,办学规模甚至比中学还小。上海纽大等国内少数几所新建的“最小大学”,并非只是体量上的缩减,而是正探索一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精英教育模式——让大学变“小”。

小生源,大师资

“坚持和超越”是纽约大学的校训。作为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高校,上海纽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理事包括办学主体美国纽大、华东师大以及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代表,中美双方各占半数。在筹建新校的谈判过程中,美方坚持在城市中心区域办学,就像纽大位于纽约第五大道那样,他们说“宁要这里一幢楼,不要那里一片区”。

校园“大小”取舍后,第二个“坚持”在于18的“师生比”,也就是1名老师只能配置8名学生。正如参与谈判的主事者所言,这一前提被美国人“咬住不放”。而在国内高校扩招后,较好的师生比是116,更多则为12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全国大于30%、上海大于60%,分别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如此格局和背景下,上海纽大校长俞立中不止一次告诉记者,在上海办上海纽大,如果只是再多开一所大学、再多招一批学生,“那真是没有什么意义”。这位新中国的同龄人,在卸任华东师大校长后,全身心投入上纽大建设。他明白,在中国办这么一所国际化大学,是试验一条新路、创新一种模式。

上海纽大第一、二届生源规模均不到300人,其中中国和国际学生各半。很巧,上海纽大招办主任周鸿教授,也来自华东师大同一职位。在2014级的开学季,他手里已经备好了明年招生的基本方案。不再一味掐尖,方案这样形容招生对象:“适应国际大都市竞争环境、向往走向世界、渴求新知识、勇于挑战新事物、学习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成绩,被放在最后一位,因此上纽大自主招生没有统一笔试。

招生与培养是一条链,找到适合本校气质的“小生源”,接着就是配上“大师资”。按1:8比例,300名学生对应近40名老师,而上纽大第一年师资规模达90名,其中三分之一直接授课,三分之二助理授课。即使这个月,第二届新生报到,师生比依然优于18

同时,师资水平不低于纽大标准,几乎都是外教。作为学校“首席学术官”,上海纽大副校长、教务长汪小京还在组建国际一流教授队伍。其中已有的两名院系负责人,分别从美国纽大加盟——原纽大历史系主任乔安娜·卫周安任上纽大文理学院院长; 纽大斯特恩商学院副院长艾顿·增莫尔则出任上纽大商业与工程学院院长。来沪授课的首批纽大教授中,共有7名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其中包括2位两院院士。同时,常务副校长、原康奈尔大学校长杰弗里·雷蒙作为法学教授兼律师,汪小京本人作为原耶鲁大学神经科学终身教授,都为本科生开课。

小教室,大课堂

新校区的教学布局特点,“复刻”了使用一年的华东师大过渡校区。正对二楼扶梯口,左边是中方校长办公室,右边是美方校长办公室。俞立中校长隔壁就是一间教室,常常可以听见里面传来的大声争论和朗朗笑声。

文理学院院长乔安娜·卫周安是个“中国通”,她主讲一门名叫“中国概念”的历史课程,从远古讲到21世纪,视角既非“中国中心”也非“美国中心”,同时受到中外学生欢迎。这门课只有30个名额,学生选不上怎么办?“不能扩容,他们可以下学期再选。”尽管每周只有两次课,但学生们在课外花的时间远比课内多,因为每节课前他们要精读数十页原著文本,不仅每周要写一篇读后感,随堂还要用20分钟写实时读后感,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未知、新意等。大学生坐着听讲并不累,而随时想着提问与回答才叫累,本课程学分中的20%由研讨情况决定。

一间小教室里永远只有一名老师和一帮学生?这种观念太传统了——上海纽大所谓的“大课”,不是学生多,而是老师多。入学前两年必修的“核心课程”,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数学、科学、写作、语言五大模块,课程设计以多学科融合、多样化授课为原则。一个跨界交叉的“大课堂”,要求教授们分工与协作,甚至研讨课上会出现8名老师各自带组,了解学生思辨过程。

比如“全球视野下的社会”这门课,由美方校长雷蒙与一名美国院士领衔授课;“分析学”课程更是由两名美国院士合作担纲;而“科学基础”涉及数理化及生物学多个学科领域,由包括美国院士在内的3名教授联合讲授。每周,“科学基础”都有4节主讲课、2节研讨课、1节实验课组成,每节课长达75分钟到90分钟。

杜冰凌从上海中学考入上海纽大,从小学到高中,他基本都是带着所谓“学霸”的光环度过。但刚入上海纽大,杜冰凌就有过一段时间迷茫,当时感觉自己十几年书像白读了一样,心理落差蛮大。

庆幸的是,这种落差也促使杜冰凌反思自己,找寻从前在应试教育的条条框框下被迫丢掉的很多东西。“上纽大的教授也好,教工也好,外国同学也好,都展示了一种与国内应试教育体系不同的观念。”他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种新的自主性。这种自主不是过去依照考试要求去自主学习,而是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到大学中,需要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

上纽大的课没有标准答案。文理学院就像一把大伞,下面是12个具体专业。现有的两届学生都还没有任何专业,必须在大二末才进行选择。“希望他们在通识教育中自我觉醒,冒出真正兴趣,找到自己所长。”卫周安说。

小实验,大成本

新模式的探路者,并非只有上纽大。就在上海数十公里外的阳澄湖科技园,第二座中美名校合办的独立法人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已经首年招生。它由武汉大学与杜克大学创办,同样精招生、强师资,同样中外学生比例各半。

在昆山,新校长刘经南院士向记者透露,学校先招硕士生,后招本科生,按计划今秋首届研究生不超过100人。而建校前两年,就有50多位杜克大学教授来昆山校园授课。据规划,近期在校生规模约700人,远期也只有3500人左右。

对比两组数据,中国高校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达3000万之巨,美国在校生约1700万人;然而,中国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仅2000多所,美国则有约3500所。因此,以“校均”人数论,中国平均每所高校约1.5万人在读,美国只有约5000人。显然,美国大学比中国“小”很多。从中,或许可见高教大国与高教强国的不同。

充满意味的是,上海科技大学这样的国内大学也开始变“小”了。这座中科院与上海市共建的研究型大学,一开始就确立“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定位。今年9月即将入学的首届本科生,面向全国仅招200人,此外还有研究生新生400多人; 而校方已聘的专任教师囊括了3名诺奖得主、26位中国院士,在中国高校界堪称罕有。

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上科大校长江绵恒,将中科院沪区十余家科研院所与上科大进行教育资源整合配置,所聘“院士教授”数量已占沪上两院院士约三分之一。基于科学家们国际学术交往的常年关系,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耶鲁大学教授罗斯曼,也已接受上科大免疫化学所教授聘书。

江绵恒表示,学校将按1:101:12的师生比,先建设一支千人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在校生规模最终将达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4000名,学校有足够师资为每位本科生配备导师。他对新生们说:“我们不提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只希望这是一个结果。”有人认为,上海科大正按照培养钱学森的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校,后者在校生只有2000人规模。

如果教育大众化后的小众化试验,解决了“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那它们必能拥有一种复制性。


[原题 | 新精英教育模式:让大学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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