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及对中国教育的反思

作者 | 袭普良   发表时间 | 2011-04-18   来源 个人图书馆

 

【原题: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风格峻峭,高自标持,具有为一般理论难以企及的浑厚与峭拔,从这一点上说,生活教育理论又是全部体系中的标识性建筑。它代表着陶行知一生所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

 

教育与社会、学习者、知识三者的关系

杜威是20世纪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自称其哲学为经验自然论和工具主义。他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主张让学生在做中学,提倡探究式教学方法,打破班级授课制的形式束缚,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   

“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学习者”、“教育与知识”是触及现代教育实质的三个主要问题。杜威较早地发现、提出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陶行知吸收了杜威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内容,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充实进符合国情的新内容,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杜威学说的改造。

关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杜威根据西方进入工业化社会后所呈现的复杂现实,提出“学校即社会”的理论。他要求学校能够选择社会中相关的有益因素来教育学生,使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克服传统教育与社会脱节的滞后性,赋予教育以自我发展的能力。陶行知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杜威截然不同,他针对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现实,大胆提出“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主张教育应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从贫穷落后的社会实际出发,组织人民大众去创办“大众教育”,教育学生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培养学生改造社会的能力,鼓励他们冲破旧的思想束缚,去创造新的社会。

关于“教育与学习者”关系,杜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教育成人化、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的状况,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理论,主张将教育还给儿童,符合儿童生长、生活的规律和经验,提出民主的儿童教育观和发展观。陶行知则根据中国社会改造的需要,倡导“生活即教育”,强调教育以“生活”为中心,根据生活的需要,通过生活去进行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治、自主、自动,将杜威的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理论发展为社会的“主人教育”,赋予中国教育以更强的创造性和民主精神。

关于“教育与知识”的关系,杜威出于对传统教育中“形式主义”的批判,提出“教育是经验的改造”的理论,强调经验中所蕴涵的智慧、理性和能动性,突出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的综合性,主张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统—在—个过程中。陶行知吸收了杜威学说中的合理内容,指出“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强调借助直接经验去获得“真知识”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教学做合—”的主张,明确以“做”为中心,以创造为目的,将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实践操作、实践检验熔为一炉,推动生活教育走向更高的境界,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教育中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相割裂的弊端。

 

陶行知对杜威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陶行知在批判借鉴基础上所完成的对杜威学说的改造,得到生活教育实践的验证和充实,最终形成指导生活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的构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生活即教育”理论

“生活即教育”是浓缩在生活教育中的本质内核,是生活教育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理论。它解决的是什么是生活教育、生活教育究竟具备哪些特征的问题。它通过解读教育与生活的关系,确立了生活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明确提出教育是源于生活的教育,是通过生活进行的教育,是为了改造生活而进行的教育。它深刻揭示了生活教育的本质和主要特征,概括了生活教育的主要任务。作为生活教育最基本的理论,它不仅主导着生活教育运动的方向,而且支配着生活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充实和发展。

“社会即学校”理论

“社会即学校”是对“生活即教育”的拓展和延伸。它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办教育,以及在什么样的范围来实施教育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陶行知力图通过教育来完成社会改造的大教育观。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陶行知把生活教育的理想同自己所憧憬的社会理想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层面去推进国民教育,大胆地尝试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由人民大众来创办“大众教育”的实践,为开发教育的多种途径,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三是“教学做合一”理论。

“教学做合一”是实现生活教育的根本实践方式。“教学做合一”解决的是如何实施生活教育,运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去推进生活教育的问题。“教学做合一”以“做”为中心,与生活教育的本质密切联系;它以“行”为基础,自始至终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创造”为目标,推动着生活教育走向更高境界。“教学做合一”不仅是科学的实践方式,也是有效的实践方式。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构筑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现实给中国的教育设置了一道复杂而严峻的课题:教育应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如何面对目前社会领域所出现的各种窘困和问题?因此,教育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通过教育的改革实践,构筑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去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那么如何构筑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呢?

第一,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结构。

新的人才培养结构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整体素质上获得的全面发展,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应该拥有应对知识经济挑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具体来说,这些能力应该包括——学会自主学习,自我增长知识,感知知识的产生、发展过程,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学会开发自身潜能,具备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品质,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关心家庭、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觉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具有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要求通过教育改革的实践,使学生具备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具备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自主创新精神和健全完美的人格,这就是我们所要确立的人才培养结构。

第二,探索新的人才培养途径。

传统的封闭的人才培养方式很难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大胆革新,去探索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社会生活的急剧变革,自然会带来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带来前所未见的新问题。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及时地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完成对问题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最终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和新方案。这是一个必经的研究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工作思路和办法,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但是如果不看具体问题的性质、程度和背景,几十年一贯制,陈陈相因,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后遗症。这样就需要我们转换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新的变化、新的问题的实际出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去选择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探索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探索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关键的是以开辟、创新的精神去实施素质教育,“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它要求我们探索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所应采取的创造性教育策略,探索与之相关的教育环节、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通过实践创造来实现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赋予学生以健康和谐的人格,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应该说,这是实现全面素质培养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途径。

第三,开拓新的人才培养实践。

人才培养实践就是创造教育的实践。它需要具备勇于开拓的精神,需要如陶行知所说的“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需要及时总结创造的经验,提炼出具有本质性规律性的内容,以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实践。

当前开展的研究性学习,主要是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选择专题进行研究,鼓励学生面向真实的情境和活生生的问题,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有助于学生开掘自己的思维潜能,从实际问题出发,创造性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的创造能力。

把信息技术作为教学要素融入教育过程中,促使信息技术实现同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这就是目前开展的学科教学整合。整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整合的目的在于使相互交融的教学要素发挥出整体的功能和综合的优势,在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

无论是研究性学习,还是整合实验,它们都是教育改革中处于探索阶段的创新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代表着当今教育的发展趋势。作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应该以指导者的身份积极参与进去,研究有效指导学生的新方法,总结有效开发学生潜能的新策略,提炼有效引领学生发展的新经验,并将这种总结和提炼升华为具有一定普遍价值的理论,以拓展创造教育的空间,开掘实践创新的深度,从更高的层面去实现对学生的创造人格培养。

总之,构筑人才培养模式,需要我们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结构,探索新的人才培养途径,开拓新的人才培养实践。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苦的工程。人民教师应义不容辞地投身到教育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去,在推进人才培养的同时,实现自我充实和自我发展,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

如何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这是个老话题,又是个老问题。说它是个老话题,是因为这个话题讲了几十年,几乎人人都会侃几句“否定之否定”,都会诌几句“扬弃”;说它是个老问题,是说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且是越来越成问题。

陶行知也讲过这个问题,但讲的不多,理论层面的三言两语,绝少发挥。然而他却用实践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翻了半个跟头,改造了杜威,创建了生活教育论;他又翻了半个跟头,改造了王阳明,“知行”论便成了“行知”说。这就是陶行知的风格。

最近几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模式越来越得到一些国人的青睐,由崇拜美国的经济、科技,而至崇拜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的确是先进的,包括他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技术,但最具优势的还是美国的教育机制,由于机制科学,所以无论是对教育者、教育管理者来说,还是对受教育者来说,都能激发起他们的活力。

美国的教育能够发展到今天,绝非自今日始,而是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事实上,充实在美国教育中的实践创造观念从杜威时期就成形了,如今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主导着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

美国的教育也有缺陷。这一方面美国自己也是承认的。近几年美国政府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进一步发展教育,不顾众多的反对呼声,强力推行统一考试制度,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之中总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教育人士。在他们的身上总让人看到“拉东洋车”的迹痕。他们到外国考察十天半个月,回来就有了资本,涨了行市,一踏进国门,先把自己的教育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否定,接下来就是把别人的理论搬过来学舌,继而再把别人的模式搬过来模仿。其实,说白了这些不过是蹩脚的“依样画葫芦”而已。

学习美国的教育是应该的,但总要作一些分析。分析一下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多元文化背景,分析一下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的现状,看看哪些是该学的,哪些是不该学的;哪些是能学的,哪些是不能学的。心里有数,行动就不会盲目,资源就不会浪费。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教育传统

中国教育有自己的长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比较扎实就是一项,这一点也正是某些西方国家的弱项。基础教育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包括在实践中所建树的一些成功的理论,无疑是应该保留的。所缺少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改革加以吸取并进一步充实的。应该说,我完全们有理由把我国教育办成出色的教育。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妄自菲薄,自惭形秽,都是没有必要的。必要的是挺起腰杆子,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确实有问题,主要是管理机制的问题,有宏观的覆盖整个教育的管理机制问题,也有微观的涉及大中小学内部的管理机制问题。机制活了,整个教育就活了,其他诸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高考改革等问题,可以伴随着机制的转换一步一步地加以解决。

陶行知说过:“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有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与适,不问新与旧。”

 

戒除盲目和浮躁,尊重教育发展规律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但是违背规律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一些学校仍然发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由于他们不懂规律;相反,他们明知是违背规律的,是于教育的长远发展无益的,但是出于某种功利的驱动,他们仍然毫无顾忌地走下去。

明明知道搞“大面积超常训练”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但是成堆的作业和练习,仍然永无休止地煎熬着学生,它扼杀了青少年本应具有的天性和灵性,把学生训练成作业、练习的工具。

明明知道频繁的考试、测验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但是偏题、怪题和难题仍然象雪片一样铺天盖地压过来,它消解了青少年本应具有的潜能和智慧,把学生改造成测验、考试的机器。

明明知道收费、补课加重了学生的精力和经济负担,是踏入“禁区”的不良行为,但是乱增课时,挤占周日的现象屡禁不止,它剥夺了学生本应具有的休息权利,把学生摧残成逆来顺受的奴隶。

需要说明,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基于社会上高考、中考的巨大压力。它有着众多家长的外力推激,也有着教师的内在利益驱动,而惟独没有学生的独立意志。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我们的学生处于一种既不满又无奈的生存状态。

这就是反映在基础教育界的浮躁。它使教育和社会陷入一种盲目和狂热,人们失去了冷静,失去了清醒,而表现为一种十足的盲从、迷乱和狂躁。人人都清楚这种浮躁,包括家长、学生和老师自己,但是,人人又都鬼使神差地、身不由主地卷入这种浮躁。这就是在一些人身上体现出的十分滑稽、又十分令人忧惧的矛盾表征。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现象居然得到所在学校和当地主管教育部门的支持与怂恿。这种支持先是小心翼翼地在政策导向上偏移,通过某种暗示,给予含蓄的引导;后来索性扯掉原本遮掩的面纱,显露出明确的凛然面目:下达指标,分数排队,乃至考核评价“一票否决”。

教育一旦与金钱结下姻亲,一旦被某种不良的功利所驱使,那么教育的原有性质便被剥离了,教育也就不再是教育。

有一本书曾经写出这样一番谈论“导向”的文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是一种最浅近的、而又令人震惊的导向,这种导向可以把人们引向最野蛮的自残和自戕;以平均分和升学率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这是一种最现代的、也是最容易进行管理的导向,这种导向可以诱引人们不顾及社会效益,去盲目地追逐那种廉价的疯狂;褒奖“大运动量”的练习和补课,以为示范,这是一种最时髦的、也是最实惠的导向,这种导向可以把教师学生分别改造为教书机器和作业机器,促使应试教育走向它的极端和异化。

我们很难承认这就是中国所需要的教育,是可以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发展的教育。应该指出,浮躁和形式主义是我国国民素质中至今未能彻底根除的积习和痼疾。其对于国家和国民的危害已为以往的沉重教训所证实。它反映出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人中,缺乏自主自立的意识,缺乏对国家发展的独立思考,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失措、迷乱和盲从。这种失措、迷乱和盲从如果附着在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们身上,它会表现出一种原始的破坏力,如果附着在干部身上,附着在体现一定文化方向的知识分子身上,那么它就会产生比原始破坏力更大的现代破坏力。它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危害绝不止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而是直接危及到我们的民族自身。它会腐蚀和消解我们民族素质中那些最为优秀的品质和精华,乃至诱引我们的民族走向败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由浮躁所培养和教育的后代也是浮躁的。这种浮躁如果随着无尽无休的繁衍而无尽无休地继承下去,那么,一旦接遇到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它就必然会演变成疯狂。这是我们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司空见惯的。

 

教育,无异于是社会肌体内部流动的血液。健康的血液可以增强社会的生命力。如果这种血液被不断地侵入毒素而久久不得清除,那么这种危险对于社会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解决这个问题是应该动大手术的。它需要法律和制度的健全,需要通过立法来保证教育的正常运转,包括完善教师的立法,完善未成年人的立法,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制约与协调,规范教育的应有行为;它更需要对国民进行普遍性的思想教育,从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上着眼,帮助人们认清问题的实质和危害,认清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重温陶行知有关国民教育的论述,重温他献身中国教育的辉煌业绩,不仅有助于提高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而且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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