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人命贵贱与国家命运——还从陶行知说起

作者 | 笑蜀   发表时间 | 2005-01-22   来源 | 爱思想

 

陶行知是虔诚的人道主义者,始终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位置。他的杂文《中国的人命》,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有感于不断重演的生命悲剧,陶行知喟然长叹:“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生命之巨量耗费,当然主要源于对生命的轻贱,主要源于爱的匮乏——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徒弟没把师傅的夜壶倒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花开。这些日常生活中多见的事例,足证生命之卑微。但陶行知又认为,其实国人并非轻贱所有的生命,并非完全没有爱。“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一方面是残忍的冷酷,一方面是伟大的慈爱。看似矛盾的两种人性,竟可以并存于国人身上。残忍的冷酷施于所谓“外人”,伟大的慈爱施于所谓“自己人”,可见国人并不是轻贱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国人并不是没有爱,而是只有自私的爱,根本没有博爱的概念:“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换句话说,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有选择的人性观,它仅仅承认被选择的人的生命权利。如果不在选择范围内,就根本漠视其生命权利,根本视若草芥。选择的标准,则无非是一己利害,一己好恶;从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着眼于生命本身,而主要着眼于生命的外在价值,即社会属性。生命的社会属性压倒一切,生命本身无足轻重。这种情况下,生灵受荼受毒,人命如草如菅,是极正常的现象。对生命在中国的这种悲惨遭际,陶行知痛心疾首,而有如下一段振聋发聩的警言——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在陶行知看来,生命的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在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任何世俗之物称得上高贵。任何世俗之物都应该匍匐在生命之光中。而中国恰好相反:物的价值,世俗的价值远远凌驾于生命之上。这样一种扭曲的价值体系,不仅是对生命的亵渎,不仅造成人的异化,而且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积弱积贫。环顾世界就可以知道:生命至上的国家,往往是强国;生命卑微的国家,则往往是弱国。既然生命的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地位,那么理所当然,必须改造传统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国家的振兴才是可以期待的。

从生命本位出发,陶行知特别推崇博爱,“爱满天下”是他的人生信条,置之座右以时刻观照自身,赠之友朋以互勉互励,终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断言:“共和之大本”在博爱,若无博爱“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后来创办晓庄师范,创办育才学校,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仍是博爱。“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晓庄可毁,爱不可灭。”1943年他又说:“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我们仍当向这个方向努力。”爱是陶行知毕生事业的灵魂,他以毕生之力描绘着爱,歌颂着爱,实践着爱,创造着爱。

陶行知之博爱,当然主要是爱人类全体。而在人类全体之中,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利最缺乏保障,弱势群体最需要爱。也就因此,陶行知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怀尤为深切。他在上海解囊帮助流落街头的军人家属;他特别重视治痢和治疟的药物研制及推广,立志以最少的金钱和最简便的办法,解除危害底层劳苦大众最烈的这两种常见的流行病。他关注最多的弱势群体,一是“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为此不惜放弃每月500大洋的教授职位,住牛棚,戴斗笠,穿草鞋,过着“原始生活”,创办乡村师范,试图通过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整个农村社会,解农人于倒悬。二是贫苦儿童和青年学生。陶行知对此有过自白:“在我的世界里,小孩和青年是最大,比什么伟人还大。”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小孩和青年,早年在上海街头以树枝为笔,教报童识字;抗战中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晚年他仍为小孩和青年苦苦奔波。当一碗面条或二块烧饼成为他的家常便饭时,他却念念不忘孩子们的“饮食的调节与改进”。当他身穿破裤而无从更新时,他却只记挂着孩子们“每人应有一套出客之衣”。为了小孩和青年含苦如饴,鞠躬尽瘁。

陶行知的博爱甚至惠及小生物——

有一次,晓庄学生捉来的虾蟆子在实验室的池子里被化育成成千上万的小蝌蚪,挤在小池里如人山人海地乱冲乱撞。学生们以为好玩,他却觉得这些蝌蚪是在尝着中国人满为患,找不到出路的滋味。不久得知这些小生命全部死亡后,他痛悔不已,忍不住大呼“作孽”,并自责责人:“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牺牲虾蟆的生命,来给我们玩把戏?”这件事给他印象至深,由此成为他考虑儿童生物学的出发点:注重养生,和生物做朋友,反对无辜杀生。

可见陶行知的博爱固然主要是爱人类,但并不局限于人类。陶行知对生命抱有深刻的敬畏,这里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而是众生。陶行知的博爱实质上以众生平等为基础,他的博爱本质上是关爱众生、利益众生,尤其是关爱弱者、利益弱者。陶行知是真正的宅心仁厚之人。

但是,如此宅心仁厚之人,却终于死了——不仅在肉体上死去,在精神上也被宣判了死刑。陶行知死了,爱死了,以至于我们对人命之贱早就习以为常。今天重读陶行知对于人命的论述,对于爱的论述,真有惊心动魄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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