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知识分子与私学传统

演讲者 熊培云 许知远 梁文道    发表日期  2013-05-27    来源 | 腾讯文化

 

 

腾讯书院第14期 

主题:知识分子与私学传统

主讲嘉宾: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

主办:广西师大社理想国、腾讯文化

 

导读:面对巨大的国家力量也好,社会机器的力量也好,金钱机器的力量也好,试图去抹平你们个性和自主性的力量也好,去缔结你们自身的小组织,去探寻你们认为正确的知识,至少进行一种内在的流亡。

熊培云:这次的主题是“知识分子与私学传统”,我们定这个题是因为,南开就是非常有名的私立大学。在今天讲这个之前,我想做一个简单的破题。

刚才说了南开的私学,最开始在49年以前,或者说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其实中国有名的知识分子,都会把自己的孩子专门放到南开来接受教育,那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在去年还是前年,台湾有一个作家叫齐邦媛,写了一本书叫《巨流河》,里面也专门叙述了在南开读书的情景,对于所有从南开毕业的学生来说,的确是深受鼓舞的。

另外我想解释这个“私”字,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自己理解是一个双向的时代,和这个“私”字非常有关系。为什么是一个双向的时代呢?一方面,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是从原来所谓的大公无私走向了一个私的阶段,就是有所谓的私有化,也有很多人讲的什么人格、精神上的独立,我想这些都是和“私”有关系的,就是从社会、从国家开始走向个人,这是一种方向。我为什么说是双向?还有一个方向是随着网络,随着社会的开放,传播的发达,互联网上形成一个所谓的多数人对多数人的围观,实际上也是让你无处可逃。我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判断,传播越发达,人越自由,实际上所受的奴役也越深,你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在一个什么地方很安然的生活,也许你就在一个小村落里,最后也有人拿手机把你拍下来。

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在朝着所谓私有化的进程走,从原来的大公无私走向了私人化的生活,另一方面传媒的发展也把所谓的私有化所形成的个人精神领地,实际上也在侵蚀。我刚说了,这个传媒的发展,也包括消费主义,以及包括通过网络所形成的大众的主流话语,实际上把个人的独立性在吞没,那就形成了所谓的媒体人时代。什么媒体人时代呢?就是很多人他的思想观念更多都来自于媒体,他们有一个同质化的倾向。这是我对“私”的理解。

读教科书上的“史”也可能使人弱智

另外还有私学。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就是对所谓的“官学对应”。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随着西周的瓦解,进入东周时代,有很多私立的学校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孔子,成立他的所谓私立学校。说到我们这南开,其实也是一样,一直到一个开放的时代,慢慢的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出来讲授学问。我们讲到南开的时候会讲到周恩来,他从私立学校出来,实际上这个私立学校还有其他的非常有名的学者,比如说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的,同样是肄业生,很多人知道周恩来,但是并不知道黄仁宇也是在南开读的书。

当然我在今天所谓的讲座里头我会谈一些历史,我在南开最开始也是学的历史,但总体来说,我自己认为我的历史学的不是太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对学历史的兴趣在两方面毁掉了,一方面是高考题,为什么说高考题把我对历史的兴趣毁掉了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高考的时候,有填空题,比如说有一个犄角旮旯的所谓知识点,让你考,结果你答的时候没有答出来,没有答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通过这一道题就能够决定你所谓的知识水平,但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他在考你什么?他在考你不知道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考出来的是你不知道什么,但你知道什么他并不能考出来。他是考你缺点、考你短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考你的长处。这是高考题本身,我说的是记忆之学和思维之学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在课堂上更多的主张大家是思维之学,而不是记忆之学,不是你记住了什么,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毁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科书里面有太多的所谓的历史的规律,原来上历史课,翻历史书,觉得特别没有意思,就是因为里头有太多的规律,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中学、小学大家看的教科书什么样,但在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有一句话叫读史可以明智,这当然是说你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你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够达到所谓的智慧的清明,但是如果这个历史课本你看的更多就是规律,它像科学一样的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这时候就不是读史可以明智,实际上是读史也可能使人弱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讲这个规律,实际上也有很多逻辑学的一个判断,就说归纳根本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能够得出真理的方式。

比如说你每天都活着,但是你不能得出你“永”的一个结论,你每天都活着,你不能归纳出你将永生。类似的这个例子罗素也讲过,就是一只鸡,每天早上9点钟都被主人喂食,但是它永远也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主人在哪一天会杀掉它,根据这个规律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我们原来的历史课本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那时候对历史不是很感兴趣,我对历史感兴趣就是后来毕业以后,当然后来的社会比我上本科的时候要好很多,因为有很多书出来了,我看唐德刚,看我刚才说的黄仁宇的书,看钱穆的书,才开始对历史感兴趣。

我为什么要强调对历史的这种兴趣呢?也和我昨天上课,就在研究生的课上的一个讨论有关系。我在课上问了一个问题,问一些研究生,我说你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从事变革的人,叫商鞅,我说你们对他有什么样的见解。然后立刻就有学生回答,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答案,很多人都会说是伟大的改革家,这是谁最开始这么说呢?当然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有一个正面的评价,有一个负面的评价,就是对商鞅本人。但是如果你去看毛泽东对商鞅的评价,你就知道很多人对商鞅的评价就跟毛泽东是一模一样的。

对商鞅的评价 世人趋同于毛泽东

我在前不久看一个片叫《大秦帝国》,《大秦帝国》对商鞅的美化完全就是毛泽东对商鞅的一个评价,拍了那么多集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最后商鞅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固定的形象。但事实上如果你回到先秦,回到当年秦孝公的时代,你会发现商鞅根本就不是,至少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不是那么伟大,或者说是他决定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

我在昨天的课上就接着展开跟他们说,我说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当时那个时代去看商鞅的变革,商鞅最开始他也是从所谓的私学出来,然后在那一个生龙活虎的年代,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寻找自己所谓的前程,他也去什么稷下学宫那些非常有名的地方去交流讲学,但是他一旦到了秦国,所谓大权在握以后,从事的变革,把秦国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一个斯巴达时代,一个塔利班时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变革。

我这里大概理了一下,比如说他取消商业,鼓励农业和战争,就是所谓的“利出一孔归于农战”。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后来商鞅没处可逃也跟这个有关系。又比如抑制商人卖粮,买卖粮食,实际也还是取消商业。又取消影响农业生活的任何娱乐活动。另外贵族、官吏都禁止雇佣别人,贵族子弟都要去劳动,这其实客观上也是消灭所谓的有闲阶层。另外还有军爵制,军爵制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最典型的斯巴达化的,斯巴达大家知道,那时候他也是要抑制商业的,这个军爵制就是谁割的头多,谁得的地就多。我们今天看《赛德克·巴莱》那个片子觉得特别残忍,割头就像割草一样,当年的秦军士兵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人说他是所谓的虎狼之师,连衣服都没穿好,看见外国的士兵,然后去把脑袋割下来,非常疯狂,因为他很喜悦,割的头越多回到秦国领的地就越多,这是军爵制。另外他也严刑峻法,就是搞连坐制。然后在全国登记户口。这些政策,如果你回头想一下,和我们有的时代是非常相象的。另外拆掉大户人家,一家如果有几个男丁,结了婚的就必须独立出去,就是让国家能够有更多的税收。

当然还有弱民政策和愚民政策,弱民政策是什么?这是他的国家伦理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强民众就会弱,民众强国家就会弱,所以在这个伦理上他一定要让民众变得弱小,变得弱智,就所谓的要一统天下所有人的知识思想。所以他接着所谓的愚民政策就是把原来的一些所谓的士子,讨论当时时政的人,就要把他们赶走,类似这样的一些举措当然是把秦国绑上了战车,变成一个战争机器。我们知道到后来就有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在商鞅的时代就已经开始。

管仲曾被妓院奉为始祖 认为当逃兵是自爱生命

我为什么要举商鞅这个例子?就是说在春秋时候有过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中国在思想、在文化上,在所谓的私学上,是有一个大发展的,在稷下学宫的时候,到齐闵王的时候,最多有几万人在那游学,那个规模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社科院大多了,那么多人在那游学。而像商鞅这样的,曾经在齐国游学,和孟子辩论的这么一个人,在秦国大权在握以后,反而吞噬当时所谓的一个文明成果。

与他相比,另外还有一个改革家,当然在商鞅之先,就是在齐国管仲。如果我们对比这两个改革,你就会发现,商鞅的改革和齐桓公时代的管仲的改革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在商鞅的改革里面我们看不到人性,如果看到的话只是发挥出人的所谓的兽性,就是你去杀戮,你去占有更多的土地。但是即便你占有很多土地,你也不知道到底把它拿来干什么,因为没有具体的娱乐,你甚至不能雇佣佣人,类似这样的,但是他完成所谓的一个帝国的变化。管仲的改革为什么说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也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管仲首先他的施政方针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如果他想富裕我们就给他富裕,如果他想娱乐我们就给他娱乐,如果外地人有人来投资,他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服务。所以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辟所谓官妓的一个人,所以后来的妓院就把管仲当做一个所谓的始祖,把他的相挂在妓院里头,就像现在有人经商,会把关公放在里头,以及最早的一些私立学校也会拜孔子,实际上有一个所谓始祖上的认同。另外他也在降低关税,他还促进消费,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如果你要做鸡蛋的话,你要蛋壳上彩绘,然后再把这个蛋打破去做蛋花汤。什么意思?他就要促进消费,促进就业。另外如果你要烧柴火的话,可以把这个柴火雕个花儿,再拿去烧。现在看觉得好像很荒诞,实际上不是,因为相关的经济理论以及2600年以后的凯恩斯的一些理论,和这个是有对照的。

除了这个以外,管仲他也保卫私人财产。另外对教育,我们今天有一句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仲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管仲认为教育非常重要,而且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和他相关的,也是能够彰显他的人性。他的这种变革的确是让齐国变得的很强大,当时所谓的西方,就是中国,所谓的西方有秦国,东方有齐国,两个超级大国。

我刚才说其他的故事体现他人性的有什么呢?比如说他打仗的时候会逃跑,所以后来齐桓公就有点不想用他,认为他是一个胆小鬼,没有什么道义,但是推荐他的鲍叔牙就说,他因为家里有高堂老母,所以他跑也是值得原谅的。其实你要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他要逃跑。但是如果我们去考察在二十世纪有那么多人反战,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们不能够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的战争,一个所谓的利益,然后把我们私人的情感都充公掉。那除这个以外,也有管仲对人性本身的认识。有一句话叫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另外还有一个故事讲齐桓公在管仲快要死的时候,管仲给他推荐人选,当然齐桓公也希望管仲能够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他就说了三个人,说A这个人对我很好,他为了支持我,他把自己阉掉了,就是一个宦官。管仲就跟他说,他说一个人能够把自己阉掉来服侍于你,还有谁他不敢阉掉呢。这个道理也是很清楚的,就说如果他没有底线,他说好象要服务于你,没有人性的最基本的东西,他大概也不会真正的对你好。然后接着又说,齐桓公又问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为了孝敬齐桓公,把他儿子煮掉了,说很好、很衷心。然后还有一个是父亲死了也不去奔丧。同样的道理,管仲说,如果他没有这些基本的人性,他表现的再忠诚对你来说也是没用的。齐桓公一度听了管仲的话,但是后来也没有完全听,所以最后都饿死了。但是从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到,管仲他对人性是有特别深刻的洞察。

我刚才说到这两个变革是什么意思?在西方,当时的西方秦国是一个不重视人性的,或者只发挥人的兽性的一个变革。而在东方更多的是体现了人性,只是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玩笑,当时所谓的西方不亮东方亮,但是不亮的西方把亮的东方给吞没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中国的斯巴达把中国的雅典给消灭掉,而中国的雅典就是当时的齐国,沿海那一带,那边私学非常发达,商品经济也非常好,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和我们后来所说的宋朝很像,社会发展的非常好,就是这么一个对比。如果大家要思考中国古代问题的话就想到一个歌星的名字,叫齐秦,一个齐国,一个秦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是摧毁精英的文化

我简单的梳理一下私学的传统,可能我说得比较啰嗦,还是破题。私学的悲歌,在秦以后,实际上也不是说中国就没有私学了,但是私学到底服务于什么?大家都知道,后面有所谓的科举制度,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为了考功名,很多人都去所谓的皓首穷经去读书。这个时候有私学,这个私学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私学呢?我认为这是要打折扣的。讲一句话,唐太宗李世民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看到很多橘子,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什么意思呢?彀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射程,我觉得很遗憾,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汉语里头很少用,射程是什么意思?就说你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都在我这个权力的半径之内,在我的统治半径之内,你要想有所发达,有所成就,你就必须认同我这个权力组织,你必须要投靠我们,而且就像商鞅那个时代所强调的利出一孔。当然有人也说管仲也讲利出一孔,如果我们分析刚才讲的管仲的那些政治经济政策,他和商鞅时代是不一样的,因为商鞅是所谓的归于农战,所谓一切利出一孔归于农战,要么种地保证军粮,要么打仗保证国家有足够的炮灰,但是管仲是不一样的。这种统治半径的覆盖,实际上让所有当时的所谓的精英都投靠于政治。一方面,的确这个科举制度在选拔精英,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最后的逻辑就会发现,他这个选拔精英的过程也是摧毁精英的过程,就把中国很多有才情的人,他的智力、他的热情都逼着你往官场上奔,你不到官场去做事情,你就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对这个科举,当时的所谓私学官学,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私学,也是纳入到官场,就是你私学对应的是官场,实际上也是官学,所谓的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钱穆在他的一本书叫《中国历史政治得失》里头就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讲科举制度的严重性。就是你这个国家只有政治精英,而在其他方面不生产精英,精英不去做生意,只想着去做官,把他最宝贵的时间精力都用在怎么做官方面。所以钱穆当时就说,就这种科举制度,一方面是在开放政权,但另一方面也在摧毁这个国家,这种做法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实际上是火上浇油,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刚才和记者交流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中国在过去二十世纪是不断摧毁精英的一个世纪,整个中国的文化也是不断摧毁精英的文化,因为这种摧毁,所以过去帝制两千年,根本没有办法推动。钱穆有一句话,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人就变成了政治脂肪。就是整个国家变得很臃肿,读书人无所作为,他只是作为皇权的一个附庸,变成政治脂肪。当然钱穆也说过另外一段话,大概意思说,当时知识分子当政了,他们立刻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实施他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不会静下心来去想我们应该发展出一个怎么样高深的理论,来真正彻底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们想出的办法通常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我们今天调控房价一样,动不动就出台一个政策,但是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很系统的支持。

我接下来说一个故事,来强调我们知识阶层的消失,或知识阶层本身有什么问题。在《战国策》里面有一个故事叫《豫让复仇》,一个刺客,他是晋国人,他原来效忠智伯,智伯对他很好,有知遇之恩,结果这个智伯后来就被赵襄子他们给杀了,赵襄子还很恶,把他的头盖骨当酒杯用,当做饮器。他觉得他的主公受到侮辱,一定要报仇。为了报仇,他先是把自己身体弄残了,不让人看出来,然后想寻机杀赵襄子。在厕所里头没杀成,后来把他放了。接下来他又把自己毁了容,把嗓子吞炭,变了音,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了,也要去继续复仇,当然还是没有复仇成功。最后赵襄子也不想杀他,觉得这是一个义士,但是他还是要报仇,他说既然我杀不了你,你把你的袍(衣服)给我,我在上面剁几下,我就把这个仇报了。看似简单的故事,但是有一句话非常有名,他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士,最开始当然是所谓的义士,是猛士,他后来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士为知己者死?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在中国也有知识阶层,但是这些知识阶层他到底在追求什么?比如说他作为皇帝的附庸,他为皇帝尽力,为王权尽力,为他们去死,这所有的死都不是为真理而死,不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死。刚才我们说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阶层,他应该是以知识为业的,他不断的寻求真知识,这是他最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去效忠,不是去所谓的为有知遇之恩的人去死。在我们古代的历史上,有很多赞颂人有义气、有节气,所谓的忠义之士。但是作为知识分子,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合格,是不是我们应该推崇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所谓的非常优秀的人士,但是在他们推进历史进程的过程中,他到底提供了多少正能量。

中国革命的问题:反思暴力本身 而不是乌托邦

我讲这个实际上是讲一种区别,当然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义士,也包括在二十世纪推动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人,他们真的抛头炉洒热血,但是你可以说他们是在为信念而死,你能够说他们一定是为真理而死吗?有很多人,有很多知识分子,当他们投入到政治以后,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保持他知识分子的本色。所以在法国有一本书,叫《知识分子的背叛》,实际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知识分子你要提供理性的知识给这个社会,而不是简单的投入到政治,然后为这个政治抛头炉洒热血,因为你要提供的更多的是理性的东西。这也是我定义的所谓的私学,你这个知识应该来自于你自己的审慎的判断,你的经验的积累,你的逻辑的推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讲太多了,有点遗憾。因为我的确要文道和知远来多说一点,我就把我最后的一点说法说一下。我想用罗素自传里的一段话来结束我刚才的发言,罗素在他的自传里谈他一生中受三种激情的驱使,一个是对爱的渴望,还有一个是对知识的追求,还有一个是对人类苦难的持久的同情。我想对于所有人来说,对知识的求取,一定是贯彻始终的,只不过是说从人的本性来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私学的话,所谓的私学就不在于外在的形式,你在大学、在田野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最关键的是你自己能够有一个所谓的不断的学习,自己判断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在以前,有人对我进行采访,问我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的时候,就谈到乡下的情况,我说我接受了中国最好的教育,就在乡下。为什么呢?在乡下当时没有多少教育,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太多的所谓去灌输我一定要相信的东西,没有所谓的太多的暴力,更多是你自己去接受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哺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探寻你所认同的东西。所以我想对知识本身的这种探求,要远离暴力,而是自己能够不断的去发现,去寻找。有一句话,当我们在反思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出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要反思的是暴力本身,而不是乌托邦。比如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身没有问题,如果共产主义不通过暴力来实现,共产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人道主义。所以从知识的角度来说,知识是无罪的。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作为知识分子,担负起自己对知识传承的道义,从启蒙的伤害中复原。谢谢。

我们这代人受到巨大的精神屠杀

许知远:刚才我们都非常庆幸黑暗的到来,可以缩短演讲,结果光亮又重新回来了。其实我刚才最期望的一个情景是说,当停电的时候我们谈话仍在继续,我们从来都相信知识能够带来光明,或者能带来某种启发,其实知识好象从来带不来光明。如果是那样一种,我们继续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喊叫,或者大家还有各样的回应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更宝贵的教育传统,大家讲究的是面对面之间的交谈,是一个在黑暗之中摇曳不定的谈话。

我自己也是,每次做演讲对我来说都是挺莫名其妙的挑战,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恐惧事先计划好的一个提纲,按照我自己的个人性格也是漫谈式的、急性式的、回应式的、碎片式的。而且我总是希望谈话能够超越出自己的思想,它能够自成逻辑,让你的谈话内容在某一刻照亮你自己,而不是仅仅谈话追随你的思维,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的交谈、所有的教育中最美妙的时刻,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和他们的师长,或者他们自己,在彼此构造的交流场域之中,突然发现一个意外的自我,一个自己从未想过的自我,未经设计的自我,那一刻的自我发现是一个教育,是教育的真正真谛所在。当然这种传统已经消失了很久,我走在一个小礼堂里面,我看到这个惨白的灯光,尽管它又明亮起来了,我看它像人民大会堂的迷你设计的一个地方,我看着这个白色和蓝色相接的椅子套,当然我看到这么多年轻却没有神采的面孔,我觉得这是一个,坦白说,如果你抽离在身外的话,其实你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们也好,我们遭受到一场巨大的精神上的屠杀一样,我们像一群残骸一样在这里谈话。因为身处时间太长了,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残骸。

我今天在路上想的时候,眼前的一个场景让我想起在几个月以前我读到一本很老的书,我建议你们都找来读一读,叫《哲学书简》,是俄国思想家恰达耶夫在十九世纪初出版的一本小书,它是由几封信,给他的一个情人写的几封信构成的,他描绘的是十九世纪初,在尼古拉斯一世时代的俄罗斯的状况,在那个时代当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俄罗斯,一方面尼古拉斯一世开始重新推行国家化的过程,因为当时俄国刚刚战胜拿破仑,那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成就。长期以来俄国生活在欧洲的巨大阴影之下,所有俄国贵族们、年轻人们,一心想学会法语,才是他们真正的社交语言,他们觉得比起西欧的文明,他们俄国人是野蛮的,是未开化的。所以他们想从彼得大帝一世开始,他们就不断的试图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技术,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想去赶上西欧,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超级强国。在十九世纪战胜拿破仑当然是巨大的荣耀,这个荣耀使整个国家都处在巨大的欢腾里面,他们觉得自己克服某种内在的悲剧感。当然了,在他们之前所有的改革里面,他们从来没有触及到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他们仍然是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而当尼古拉斯一世上台以后,他们使这个专制继续推行,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自以为是的成就的喜悦里面,所以他们继续推动整个国家主义在十九世纪初俄罗斯的盛行,压抑了学术,压抑了贵族的传统,压抑了审美,压抑了自主的创新,但是在整体规模上,这个国家仍然在继续蒸蒸日上。

恰达耶夫在那个时代写了这几封信《哲学书简》,他在描绘那种寻求自由的心灵,寻求高尚的思想,寻求与众不同的声音的人,在这样的时代遇到了巨大的压抑,这种压抑是结合了东正教的压抑传统和国家主义的双重压抑。他的那些声音是悲壮的声音,像一个荒原狼的声音,我印象非常深的机械化,所有在其他国家看起来如此正常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说我们就像一个文明之外的孩子,苦苦的追随着属于别人常识的东西。类似这样的话语在里面不断的出现,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当然巨大的一个感同身受,因为同样的情况一直发生在我们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像历史的两条平行线,我们总是处在一种似乎迎得了一段时间的开放,突然又再度收紧,整个国家像一个历史的怪圈,你看到了希望,希望之门又突然关闭,你又再度重复到原来的状况里面,你发现一代一代人呐喊。当二十世纪在斯大林时代的时候,俄国知识分子们,他们翻到了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出版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惊呼发现,原来恰达耶夫写的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我觉得同样的感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明显的发生,你突然翻到一百年前梁启超说的话,他说的是眼前的事,眼前的中国。你翻到了魏源对于那个平庸的清朝中叶的这种描述,那个平庸的时代的描述,你觉得看到了眼前的中国。所以这种不断的循环式的开放又终结,开始又结束的方式,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好多代知识分子内心对于这个国家,包括对自身的感受,我们经常处于一个巨大的某种无力感或者幻灭感之中。

知识给我们带来荣光 这种信念已经消失

在恰达耶夫之后,当然恰达耶夫这个《哲学书简》震惊了很多人,它也启发了所谓的第一代的俄国的知识分子的成长,这个词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其实从俄国传统迸发出来的。我们上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俄国传统,别林斯基、屠格涅夫他们那一代的传统。我觉得他们当时都是,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他们想寻找什么样的方式能打破俄国历史的魔咒呢,能打破这种国家强权对人的巨大压抑呢,这个国家强权不仅来自于权利本身,也来自于整个腐朽宗教传统的相互结合。所以他们可能发展出两种不同的运动,当然一种是他们要西化,像屠格涅夫他们,他要不断的西化,拥抱世界主义,拥抱西方主义,就像过去十年中中国最喜欢谈的普世主义,拥抱这一块来对抗那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当然他们也要回到一个所谓的个人的传统。我觉得屠格涅夫写的所有小说里面,他们是描绘那些高贵的、敏感的心灵,在面对双重压力之下的回应,一方面压力当然来自于传统的,刚才我说的政治的、权力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整个俄国正在兴起的民粹主义的压力。

在《父与子》里面看到描绘的新一代无产阶级年轻人们,他们想要一种集体的方式来救赎这个国家。当然他们最终到了1917年,带来了更大的悲剧。所以屠格涅夫描绘那一代知识分子们,他们怎么面对这种双重的夹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不断的发生。

我理想中的私学来自于隔绝社会喧嚣的教育

对我来说可能教育的传统也好,寻找知识的传统也好,当然很多不同的目的,但是首要的目的是来自于对生命自身的追求,知识给个人带来荣光,给个人带来内心的真正的信念。知识使我们变得,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说是寻找超越性。但整个这样一个传统,在整个的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基本上消失了。刚才我们讲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断的强调私学,其实某种意义是对眼前教育制度内心巨大的逆反,因为我们进入的教育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化的、非人性化的、集体式的方式的教育,它是摧残个人式的、小集体式的、温情式的、人文主义式的教育。所以当我们谈论私学的时候,或者我们谈到书院的时候,甚至早年的南开也好,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书院的传统,这个传统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迟缓和漫长的追寻过程。我记得我九十年代中期进入北大的时候,当时灾难式的扩招还没有开始,当时这种巨大流水线式的、官商勾结式的、官僚权利崛起式的大学还没有完全到来,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常大的压抑。怎么面对压抑?去寻找历史的参照,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个时刻我第一次知道张伯苓。我记得在98年,好象是在北大图书馆里面,我翻阅几本当时中国教育家的传记,一本当然是蔡元培了,他试图引用德国式的大学,那个洪堡式的大学进入北大。另一本当然是清华的梅贻琦,他用英美式的自由教育来引入清华。另一本就是张伯苓,他怎么在天津创造一个跟两个大学又不一样的传统。我觉得在追寻那个传统的时候,我当然不懂,我也没有把他们跟私学连在一起,但是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个朦胧却强烈的感受,这种感受是说,它使我意识到教育真正的真谛所在。它一方面帮助年轻人发现一个开阔的、无比辽阔的世界,你要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它是完成巨大的自我的探寻,当你面对如此辽阔的世界、如此丰富的人类的遗产的时候,如此多未知可能的时候,个人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和这些巨大传统的关联是什么。而这种探寻不是个人孤立式的,我躲在深山老林里面或者一个树洞里面,就像我不喜欢中国那样的传统,一个孤立的人去寻道,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它是来自一个相互交互式的、相互激发式的传统,那是一个小小的私密的空间,是一个可以隔断社会的压力,隔断社会的喧嚣,在其中年轻人和比他们更年长的接受过知识训练的人,共同去发现过去和发现未来的过程,这是我想象真正美好的教育传统,当然这个传统确实是非常难看见。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不仅是中国面临这个问题,全球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寻找三位校长传记的时候,思想平传的时候,我还找到一本书,是当年加州大学叫克拉克科尔的一个大学校长,他写的超级大学的诞生。他是当年加州大学的校长,六十年代的时候,全球兴起巨型大学的浪潮,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大学城,不过是追随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的巨型大学的浪潮。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高度的科技化,管理经验获得胜利的时代,在美国那个时候是巨大公司的年代,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年代,是福特汽车,是他们载人飞船获得实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对教育产生另一种,一种自启蒙运动以来长期的设想,能不能寻找到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把更多的人组织到一个巨大的系统之中去,所以巨型大学由此诞生。他们创造那样的大学,大家可以分享很多共同的便利设施,共同创造一个巨大的机器一样让它运转。但是巨型大学得到巨大的惨败,因为如此庞大的机构,必然是以剥夺个性为代价。所以在六十年代美国的学生们兴起的从加州开始的学生造反运动,自由言论运动,他们要使这个资本主义机器停下来的运动,都是与这个巨型大学的理念相关,与一个试图将整个人类生活理性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式的思路相对抗的行动。而这种思路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又再度开始了,一个巨型大学的梦想在很多城市发生了,这种巨型大学跟年轻的心灵没有关系,是跟长官的行政命令有关系,是跟他们的官僚意志有关系,想他们成为一个巨型的管理几十万人规模的权力的妄想有关系,而这些人的牺牲就是你们在座的人做出的牺牲,这十几年来的教育做出的牺牲,一代一代年轻人做出的牺牲。怎么反抗他们?因为人类是无法被这么如此巨大的规范化的,每当有一次巨大的理性浪潮,以为人可以不断的被安排、被设计、被组合,每当有这样一个理性的热望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一次巨大的非理性浪潮,一次浪漫主义浪潮,所以在启蒙运动以后是一次浪漫主义运动,因为人的生命无法被规范的,人是希望不断渴望某种意外,某种被激发,某种难以阐述的归属感,而这样的东西只能够通过无数个微型的小组织共同实现、彼此实现的,它是不能够进入一个巨大工厂的方式来管理的。这当然是我们眼前教育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悲哀。

知识挑战权力 有自由意志

当然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是通过一种自我寻找,对我来说寻找当年的老北大、老清华、老南开的传统,包括待会文道会讲到的关于钱穆如何在一个破旧的桂林街创造一个新亚书院的传统。人的知识传统和规模没有关系,他们是每个时代最杰出或者试图想成为杰出的那些心灵们,他们对当下做出的不屈的反抗来传承的。而这种反抗我觉得是一个无比艰巨和孤独的事业,我觉得一个学院,一种真正的机遇,是教会年轻人去面对孤独,去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烦闷,能够迎接拥抱这些孤独和烦闷,不断的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真正教育的传统。

这一代人面对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和巨大的市场机制的双重结合对你们的压制,对那些自由心灵的压制,所以这个时候,我说重温过去可能变成最重要的武器。我可以再讲一点小插曲,两天前,北京的空气太糟了,我们去南方无锡,无锡的王兴记包子很好吃,除此之外无锡有条运河很漂亮,看那些船经过,无锡有个东林书院,我在东林书院度过一个下午。其实很有趣,东林书院在明朝末年曾经扮演过那么重要的角色,甚至对后世的读书人一代一代的影响,我就看里面的介绍,我看到一张特别有趣的图,那张图是说东林党人在全国的分布图。分布图是这样的,在江南一带有70几个人,再往北边的城市,比如到京师这边大概有几个人,到贵阳还有两个人,到广州那边有几个人,一张小小的网状图,他们加在一起不过两百多个人,他们当时构成东林一个巨大的所谓人际交际网络,这个网络里他们每年有大会,他们都要到无锡开这个大会,互相切磋学问,同时他们有小会,可能在自己的城市发生。他们构筑了一个小小的知识网络,一个300人的网络,当时明朝人口,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6000万人口,一个小小的300人的网络,突然在整个明朝末年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而且同时不断被权力捣毁,因为知识是挑战权力的,他们挑战的是当时的所谓魏忠贤这样的一个权力系统。知识有它自由意志的,所以它要臧否朝政。

去寻找独立知识空间 去寻找内心的流亡

我对着这个网络非常感慨,我觉得人类历史经常是有一些这样的分散的、孤立的小小的群体来共同改变的,这样的网络,我在无锡突然想起另一张小小的网,如果有机会你们也可以找。这个网络是发生在1979年到8182年之间的,当然在中国77年文革之后,突然出现很多民间刊物,最有名的是北京的《探索》,是《今天》这样的杂志,其实它在山东、在贵阳、在武汉,都有很多小小的读书会,他们办自己的杂志。我知道这些资料是在当时香港的一份资料中找到的,当时这些民间刊物和民间的小的读书组织,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时间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为一代人启蒙的标志,请了很多人,他们整个网络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几百人、上千人,当然这个网络的命运,在明朝末年那个网络的命运大家知道了,东林党人被驱散一空,他们留下了某种知识上的骄傲,知识上的独立,对权力的反抗这样的一种精神。而在70年代末的这个网络,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淡忘了,这个网络也同样被摧毁了,一部分人流亡海外,成为被大家忘记的名字,一些人永远默默无闻的消失了,但他们组建过这么一个网络,他们这种小小的读书会,小小的杂志,其实都是人类去寻求知识,想去自我启蒙的一个最重要的努力,他们不是来自于大学,也不是来自于政要学术机构。

我觉得很可惜,这些东西被遗忘了。所谓的人类精神,人类的这些指示精神,一次次的被压抑,他们经常以意外的方式传递下来,我知道这个小小网络之后,我去广州找一位叫李正天的人,在1974年的时候他和另外两个人,王羲哲,还有另外一个人,名字突然忘掉了,他们在广州当时有一个小小的读书圈子,现在那些人还在。他们很早也开始探讨,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所有依靠的资源和条件,只有一些马列主义的文选,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看到的灰皮书,一些禁书,他们觉得文革出了问题,他们要思考这个国家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他们整天讨论。最后讨论的结义,就是他们写了一张大字报,好多好多页,他们想送到北京来,送给毛泽东来看,结果火车也没上了就被赶下去了。没有办法,他们找到广州最繁华的一条路,你们可以去看,叫北京路,现在都是iPad广告。当年是密密麻麻几十张大字报贴在北京路上,很多人来看。他们在那个大字报里第一次有人在公开场合提出了法制的重要性、民主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很浅薄的,但在当时激起了多大的风波啊,当然后来给他们带来无穷多的批判会,一些人被判刑。现在他们的命运已经很少人知道了,但是我始终对于广州那个小小的知识群落,心怀着某种感激和这种敬意,我觉得他们试图在一种黑暗之中寻找某种知识的自我启蒙,也启蒙他人。

回到最初我讲的,唯一需要重复的就是说,面对一个巨大的所谓的国家力量也好,社会机器的力量也好,金钱机器的力量也好,试图去抹平你们个性和自主性的力量也好,去缔结你们自身的小组织,去探寻你们认为正确的知识,去探寻你们那些被大众所丢失掉的思想,其实你们这代人,当然也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使命,去营造你们自己小小的独立的知识空间,这比什么都重要,不去追随这个潮流,至少进行一种内在的流亡。

一个国家应有道统 独立于政统

梁文道:我假设各位都大概已经知道中国的书院是怎么回事,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直接进入一个问题。但是还是可以从一个故事开始谈,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先来跟大家谈一下,书院所系于的一些传统。比如说刚才我在中间停电的时候,话说回来,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开玩笑了。我们刚刚在后面停电休息的时候,我跟熊培云聊,我说我前一阵子去巴黎,又再去了一次巴黎一个很有名的地标建筑物先贤祠,或者也有人叫万神殿。先贤祠里面呈放了法国认为他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伟人的灵柩,包括一些人物,那些人物彼此是很重要的敌人,例如说伏尔泰跟卢梭,两个生前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又变成敌人,在先贤祠里面是一人对着一边呈放在里面。另外里面还放了很多让人意外的人物,有些人物当然不意外,譬如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那个起草者其实法国人就出了一个,总共五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说世界人权宣言讲的东西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在今天中国都被说成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忘了,当初那个宣言,其实其中一个起草者是中国的大律师,而且正是在他的极力主张之下,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句话本来被一个西方人写成是我们所有人都是神的子女,这句话被改成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有神论的这么强大的宗教传统。所以我们注入了一个中国儒家的元素到世界人权宣言里面,只不过这一面都被我们遗忘了,或者是刻意的扭曲掉了,我先不提了,这已经是闲话了。

这些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灵柩都在里面,有一些让人意外的人物,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极力推动北非、法国殖民地独立解放的一个思想家跟革命家,那位革命家跟思想家的灵柩也在里面,那个人当年几乎可以说是法国的叛徒,你想想看,法国是殖民地国,它有些殖民地,今天有一个法国人在殖民地里面起来呼吁殖民地起来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要独立。这样一个当年的法国的叛徒,现在被认为是法国的先贤,停在先贤祠里面。当然类似的建筑物,世界上别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说英国就有西敏寺,我刚才跟培云说,我们中国可惜没有一座这样的建筑物去停放我们中国历史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人物的灵柩,后来想到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是毛泽东纪念堂,就一个就行了。

但是,我刚才说的像先贤祠、西敏寺,我觉得培云有一句话讲的很好,他说这个东西就是道统,一个国家有道统,道统之所在超乎于政统,它独立于政治,有一个独立的道统在那边,不论什么政治的立场,不论你今天是什么政治局面,这个国家有它的道统,道统上承认接受这些人。以前的中国也有自己的类似先贤祠之类的机构,可能各位忽略了,那是什么地方?就是孔庙。孔庙当然首先祭孔,但是不要忘记,陪伴孔子的还有崇祀。所以很多后人,包括后来像王阳明一度列入孔庙里面崇祀孔子,那就是中国式的先贤祠,只不过现在断掉了。

同样断掉的还有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去过韩国玩?去韩国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韩国的钞票,通常一个国家会把它的最重要的一些人物的图像印到钞票上,我们中国当然还是毛主席。或者邮票上面,像德国的通用邮票是有康德、贝多芬、歌德的,钞票有一段时期马克是有的,现在不用马克,用欧元了。韩国的钞票上面也印了一些韩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其中一个人戴着一个儒绅的冠,那个是谁呢?李退溪,各位有没有听过?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自己的学问是朱子学,是朱熹的学问,韩国人对他的尊敬的程度是足以让他出现在韩国人天天用来买化妆品、买韩流唱片的钞票上面是李退溪。今天中国钞票上面有朱熹吗?没有,还是有毛主席,他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嘛。

韩国除了钞票上印李退溪的图像之外,韩国还有一个传统,到今天保留的很好,那就是书院。它的书院仍然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的老书院的模式,就在韩国的很多山上面都还设有书院,书院还真的像画,真的有山祖,它的校长叫山祖,山长,现在都还是这么叫的。而且韩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每年考试的时候,真的是要穿儒服,坐在地上的小几上,拿毛笔字来写的。这个科举考试考出来的公民当然不算数,这不是一个国家承认的一个官方的那种,它是半官方,但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纯粹就是一个荣誉。而韩国要准备高考的高考生,他们到高考前,学校放假准备要考试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山读书,要不然到寺庙躲起来,要不就到刚才我说的书院,听起来就像我们中国过去一样。所以当韩国提出端午节是他们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中国人这么愤怒,我反而能够理解韩国人的想法,为什么不是他们的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过了那么多年的端午节,我们很认真的过,我们对某些中国文化传统比你们中国人认真多了,它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我能够同情。

刚刚我说李退溪也好,说孔庙也好,说韩国书院也好,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概念,我接下来希望能够慢慢的揭离出来,并且提出一些疑问。

大师们投奔香港办学院“为故国招魂” 钱穆通过读书止痛

讲到书院,其实我并不算是太陌生,因为我的母校,本科的母校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是一所名义上仿英式的学院制的大学,它有不同的学院,实质上不完全是。这个学院里面有几家不同的学院联合起来,最早创校的时候是三家学院联合起来,其中一家就是我的母校母院崇基学院,崇基顾名思义是崇拜基督,崇奉基督,它是过去华南30多所基督教大学、高等院校49年之后南迁,联合起来复办的一所学院,继承的是近现代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的一个传统,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包括大家可能听过的中国的其他一些教会大学,像燕京大学,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面很重要的一笔,就是这些教会办的大学。另外一个学校就更有名了,我今天因为主题所限,我要重点讲它的,就是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当初的创校者有几个人,他们那时候聚集了一批在中国学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些人,比如说像董卓宾先生,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牟中山先生,张培介先生,还有梅贻保先生,梅贻保先生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弟弟,还有饶中怡先生,他们一群学者,49年之后不去台湾,也不留在大陆,跑到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因为他们既不认同大陆,也不认同台湾,而在香港的深水部桂林街办了这么一家学校,这个学校当时只有三层楼,一座大楼里面的三层楼,后来才搬到了农普道,最后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

当初办学的时候,这一群老师,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刻苦,其实学生更穷,因为他们收的很多学生都是给不起学费的,学校提供住宿给学生。所谓提供住宿的意思是睡在学校课室跟走廊里面,钱穆先生的日记常常写到,他有时候晚上回学校工作,要很小心的上楼,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有时候就睡在楼梯上头,一层一层的楼梯那么睡,他要小心的踩到他们的被铺回办公室。老师也很穷,刚才我说的那几位,大家可能都听过,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了不起的重要的人物,甚至是大师级的人物。当时港英政府不承认他们,他们得到的补助一开始也很少很少,靠着学生那点微薄的学费,所以生活很艰苦。我记得余英时先生在怀念他的老师钱穆先生的一本小书,叫做《犹记风吹水上麟》里面有一段,他说到,因为余英时是新亚的第二届还是第一届的毕业生,他说当年有一年夏天,香港本来东南亚地方,特别的暑热,夏天的时候很湿热,回到学校,很惊讶的看到他的老师钱宾四先生躺在课室的地说,因为太热了,他躺在地上的石面上,这样比较凉快一点,躺在那很痛苦的样子,怎么回事?原来胃溃疡发作,但是不够钱去看医生。余英时也没有钱,也是穷学生,逃亡南下香港,怎么办?问老师该怎么办,老师说,我想读《王阳明文集》,然后余英时马上跑去附近书馆里给他借一部回来,然后这么读,来止缓自己胃溃疡的痛苦。

那一代人里面,有一些是我的师公,就是我的老师的老师的,我只有幸听过牟中山先生讲课,牟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会去新亚老校听他讲课,那个气势很吓人,因为他会穿一件,夏天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习惯,那一代人穿的是长衫,夏天的时候穿白色的唐装,很薄,拿着一根拐杖,远远的就听到走进来,然后大家开始很正经的一个一个都坐好,等老师进来。牟先生进来之后,上课我们都更紧张,因为他上课的方法是这样的,他上课偶尔回头问一问台下学生,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听懂了吗。这个时候你最好保持头不要乱动,为什么呢?你如果不懂,他就会问你哪里不懂你说说看,然后说错了就骂你。你要是点头,他说那你就懂了,你说说看,还是要骂你。所以我比较幸运的见过什么叫做儒者气象,听他们讲话那种气魄你看得到,但是那个气魄主要基于什么地方呢?当然是唐君毅先生有一本小书里面,书名来自他一篇很有名的演讲,就是新亚书院开学的一个演讲。他那篇演讲的题目叫做《论中华文化之花果飘零》,所谓花果飘零什么意思?他说中华文化原来是一棵大树,在很丰沃的土地上面结出了花果,但是现在,他讲的现在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花果飘零了,已经枯萎散落,被人摧残到这个程度,他问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用另一位先生的一篇演讲的文章来回答他,那就是他的老朋友,一起跟他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他讲了一句话,叫为故国招魂。这一群人,在这个状态下,要为故国招魂,仿佛中国魂魄已散,他们要把它招回来,就凭这十几个人,在刚才我说的那三层楼的那么一个烂房子里面,那么刻苦的时候,要招魂。所以新亚校歌很有意思,我们中文大学没有统一的校歌,只有学生会会歌是统一的,每个书院有自己的歌。新亚他们那首歌,那时候常被别的学院拿来当笑话,为什么呢?我们就说那首歌就证明他们的毕业生注定一生都是要很贫穷的。他们那个校歌的第一句就是手空空无一物,我没听过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校歌是这样的,那是钱穆写的,手空空无一物,中间全是多苦多惨那种场面,但是到了最后讲什么?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然后他们的诠释就是,儒家是什么?儒家就该是这样,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

新亚书院要每天对孔子行礼 鼓励学生互相发问回答

新亚书院到现在,因为我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开学典礼,我们崇基学院就在教堂开,他们在一个礼堂,那个礼堂的开学典礼是这样的,我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我们念书的时候还是,也是被我们耻笑的,因为很好玩。你想想看,全校,他们全院两千多个师生在礼堂,礼堂上面会悬一张孔子画像下来,然后全体两千多个师生要对孔子行三鞠躬礼,直到两千年头的时候应该还是,现在可能还是,那是他们的传统,那就叫做书院。这个书院里面,大家平常讲课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也鼓励学生互相发问、问答,他们强调的是一个书院传统。这样的书院传统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浪漫化,觉得那是一个继承了中国道统的精神,多么的浪漫,多么的有激情,多么的有元气的这么一股力量,就在这些书院。书院字面上讲,原来是放书的地方,后来慢慢增设了讲学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面从来就是一个民间的学校的意思,相对于政府所办的,比如中央政府的国子监,到了地方政府的乡学,相对于各种官学而言,民间有私学,这叫书院。

我们今天很容易浪漫化这样的书院,就认为书院传统从来都是一个很民间的,相应于国家的。那么在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更容易以为书院里面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是非常独立的,有很独立的精神,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会跟朝廷的权力对抗的,例如说刚才知远兄讲的东林书院。但是事实上,我想指出并不是这个样子,历史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元化,就是民间对政府、对朝廷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所谓的民间自由,自己的空间,有个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权利的这二分法是一个很现代的观念,在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以前的中国从政府到民间是一个连续体。在这样的连续体底下,书院这个所谓的民间色彩,是一个我们不能套用今天的眼睛去看的一个状态。我想特别重点要讲的就是明清异代之间的书院的变化特别有趣。

刚刚讲到东林书院,我们知道是明基的时候很重要的书院设置。其实书院这个东西唐朝就有了,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开始很鼎盛,刚刚我们讲到了朱熹,其实朱熹还是个大教育家,朱熹一生人,我们今天当然会讲到很多重要的书院跟他相关,包括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其实朱熹一生办过的书院有60多所,遍布好几省,他真的是办学的一个教育家。当时其实很多这种书院办出来,朱熹一开始办书院的时候,他的想法就是要培养一些学生,是跟考科举的人不同的。我们看他们当年的书院的学规就很清楚,他的目的不在培养考科举的学生,从这一点上要跟官学区分开来。因为官学的学生是要考科举的,是要任事于国家的,是要在朝廷当官的。但是朱熹更加注重的是学问跟人的培养,君子的培养,圣人的培养,而不是简单的去应试当官那么简单。当然朱熹并不排斥当官,也不排斥学生当官,但是他认为教育的重点要搞清楚。

古书院学生上万 需要七八个学生一起喊叫复读才能传播

可是历史很吊诡,我们知道到了后来朱子学,原来是个地方的儒学派系,闽学,慢慢慢慢上升到成为全国通行的官学了,朱熹学反而成了官学。当朱子学成了官学之后,到了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才出现反叛的浪潮,这个反叛的浪潮当然就来自王阳明。而王阳明的学问兴起,就带动了明朝中叶之后的另一拨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书院这种东西最兴盛的一个时代,一直到后来的所谓的左派王学,王学左派,就是阳明以后的新学末流,后来我们贬义它,叫他们新学末流。这一帮人他们开的书院就更加夸张了,当时的那个书院是怎么回事我跟大家讲一下,那个书院办学其实这个形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好象是个正规的学校,但是除此之外它有很多的讲座活动,就像今天的大学办这些讨论班讲座一样,这些讲座活动他们通常叫讲会,如果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讲。这些是谁来讲呢?除了学院里面本身的老师之外,也会有别的老师从别的省过来,而来听的学生也是从各个省都会过来,有时候听说有某一个名人、名师要来讲了,附近好多地方的人都会一起聚过来,有时候过来的过程是可以跨省而来,非常夸张。

其实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朱熹到一个地方讲课,是隔壁省的人都会跑过来,各位想想看,那是宋朝,不像今天你要搭高铁坐什么都很容易,今天你要从天津或者别的学校来南开很容易,我们讲的是宋朝跟明朝的时候,你要从江西到湖南,你要从江西进福建,你要从湖北到广东,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你要走多远的路,为了是要去听讲。而听那个讲,他当然这么千里迢迢来一趟,他也不会是讲那么一两场,往往是一住下来就讲一段时间。而来的人又很多,那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的学校放不下,就要用地方的其他的公共设施,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寺庙,或者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而那个时候讲课不像现在有麦克风,几乎就像我们刚才停电那个状态,我举个例子,明末的时候有几个人特别能讲的,有几个思想家特别能讲的,比如说像罗汝方,他讲课的时候,根据史记记载,最夸张的时候能够过万人。各位想想,那个时候过万人,他讲他的声音要多大,大家才能听得到。所以那时候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样呢?比如像刚才我们停电的状态,我们其实也可以马上实验一下,他们用的方法是请七八个学生上台,老师说一句话,七八人听到了一起吼出去。又或者是传讲,我这边讲一段,前五排的人听到了,起来往后面讲,后面五排一个人起来再讲,所以他们每次讲完一句话,通常就好几分钟,然后大家就真的呆几天。上万人当然是很罕见了,但是一般过千人或者几千人,在明朝末年的这些讲会里面是很常见的。

这些讲会针对的还都是读书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针对社会大众的、民间的。当时的左派的王学里面,他们特别强调对民间的学问的散布,我们知道从王阳明开始他就特别注重每个地方乡土里面,民间跟知识分子大家对民间的教育做的怎么样,他们常常牵社稷,比如说乡约的地显,乡规的规定。所以当时他们又有很多的讲坛、讲座、讲会是对公众开放的,贩夫走卒大家都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书院的鼎盛时期。

在这个时期,有这么多的书院,有这么多人在讲,大家意见肯定常常都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主要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可能在座有人读过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明儒学案》讲什么呢?黄宗羲就说他讲明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辩明两个字,讲各家各派。什么字呢?宗旨。讲宗旨是什么意思?就是各家讲学,最主要就是有一个主题,主题核心观念是什么,概念是什么。而宗旨这个东西,其实就来自于各家各派,他们当时跟汉学不一样,那时候理学已经走到尽头,新学出来之后,他们不是太注重,后来明学常常被人批评的地方就在这,不是太注重很完备、很严谨的训诂的学问,他们常常是,有时候甚至是任意的一个老师,看一部经典,看一个篇章,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或者这句话叫主题,这句话叫关节,然后就用这句话当主题去串联起整个儒学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宗旨。

这就是明末的书院的状况,相当的活跃,相当的热烈,相当的有趣,所以明朝晚年的时候,晚明的文化今天成为国际史学界热门研究的项目,大家很关心里面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书院文化同时也是达到很兴盛的状态。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明清异代之间就完全不一样了。到了清朝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的读书人里面有相当大一批忽然之间觉得遇到了巨大的挫败、失望,因为过去的国家就这么忽然之间颠覆了,覆灭了,外族入侵了,衣冠都换了,头都要剃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于是当时有个巨大的消极的反抗运动,也有积极的,但我想消极的更常见。这个消极反抗运动是怎么样反抗呢?比如说不出游,不再出门了。所谓不出游,请各位注意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明朝后期的时候,读书人有旅游出外游览,简直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动不动就要出门,他们出门就是为了看看别的地方的朋友,跟别的人谈学问,那时候学术访问交流非常热烈,大家去别的地方看人、谈学问,或者纯粹出去玩。所以明朝后来很多文人写很多游记,证明了他们很喜欢出去玩,动不动就去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回来之后必然要写东西纪之,必定要写诗来鸣之。

说知识分子空谈误国 这本身的假设很值得疑问

然后呢就不出游,不出游到了最极端的,有一些当时的记载,清初的时候有一些文人十几年连楼都不下,就在楼上呆着。为什么不下楼呢?他说这个土地已经不是故土了,我不踩这个地。然后也不讲会了,不办书院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那些士大夫,那些文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觉得过去的国家之所以亡,明为什么会亡,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国家是怎么亡的,这个汉人王朝是怎么衰亡的呢?当时有很多读书人觉得这个王朝的衰败,当然跟自己是有关的,自己是责无旁贷的。而自己到底明朝时候做了什么事呢?那肯定都是错了的,要不然这个国家怎么会亡呢。回想一下自己明朝的时候干了什么事呢?就是干了很多刚才我说的那些事。所以连讲会、连书院很多的设置,在清初的时候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衰败期,是到清末的时候各个学堂才又重新活跃。当然中间不是没有书院,但是不再是明末那种气象的书院。

明末的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是很特别的,因为那些书院,很多书院是没有被建制吸收掉的。但是我刚才说我们不要浪漫化中国书院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候,书院是会被官方或者被体制吸收掉,它名义上是书院,但其实是受到官方的庇荫的。比如说举个例子,长沙非常有名的岳麓书院就是了。岳麓书院的碑记不断强调它的创校原则,就是一个地方的郡首,真正是这个意思。他们地方上面很多的碑记讲的是不断的朝廷历代加封,尤其朱子学成为国家学问正统之后。所以很多的书院都会被国家吸纳,很多的书院培养的学生也还是培养去考科举的,只不过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分别而已,大家的目标、体制、别的地方都差不多。但是明末却出现很多书院,像陈白沙他们这帮广东人办的书院,是保证学生不能够去考科举的,老师不考科举,学生也不考,这是明末才有的事情,这么坚决的拒绝科举,而且是大规模的这种书院的构成。

但是好玩的是这一大群,到了清初,却被认为是导致明亡的理由之一。而明亡,甚至有人当时就反驳黄宗羲,就说明朝之所以亡,恰恰就在于各家讲学各有宗旨,于是天下紊乱。慢慢这些说法就成了今天各位,刚刚培云讲到教科书,我想各位读教科书的时候,读历史,大概都会读到明朝晚年的时候文人空谈误国。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一大串活动就被简化成四个字,叫做空谈误国。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首先我们今天具备了更立体的知识之后,我们了解到明朝衰败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反而后来清初文人反省的时候,我们当年就是讲的太多了,我们学院办太多了,这个东西怎么会导致明朝的灭亡呢?其实反而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有关的呢?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念呢?那是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概念上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主要是士大夫有责,所以国家要是亡了,大家首先在知识分子的身上找原因。这是第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能不能够成立,我觉得很值得疑问。第二个假设,这才是我觉得清初的集体的士人对明末书院导致国家衰亡的反省里面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都以为思想的多元、言论的活跃,甚至那种文人彼此交流聚集是会破坏思想跟风气的稳定,而社会生活风气不稳定,思想不统一,国家是会衰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假设,这个假设它好象是说明朝的文人到了后来,因为太喜欢讲学,太喜欢聚集,比如后来历史学家有的还批评东林,说东林党人的问题在哪?老喜欢聚。中国历史上每次要骂文人就那几样东西,他们喜欢聚在一块,像我们今天这样聚在一块,肯定没什么好事。或者说逢聚在一起就必然要闹事,或者说凡是各家有各家讲法,这样子就天下大乱。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也许是商鞅变法以来我们就有的一种假设,这个假设经过汉朝时候被强化,到了明朝末年被冲决一次,到了清初迅速文人自己的集体反省又把它搬出来,觉得我们文人的问题就出在过去想法太多,我们应该统一一点。但是清朝的学问也不是不好,我们知道朴学做的很好,但是是转另一个方向,而义理方面的探讨,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学术论辩,我没办法在这里展开,但是我想拿这一点来讲,为什么清初文人对明末的反省里面,竟然会认为书院办的体多了,讲学讲的太多了,文人几千人聚一起谈学问太乱了,每家有不同的讲法太不统一了,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呢?而这样的一个反省背后透露出来的这种假设,恰恰就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以前我们所继承的这个道统,这个道统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套道统它背后假设了一套,虽然道统有时候是会跟正统有对立,有距离,有割裂,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从政府到民间是个连续体一样,从道统到正统之间也是有大量的重叠,大量的连续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有时候会伤害到这个道统的独立的自主,而这个道统本身的一种对于稳定秩序的要求,也会伤害到知识分子反省的彻底程度。这种稳定秩序的要求,这个秩序本身,道统在我们今天看来,再美好、再辉煌,它本身还是值得疑问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孔庙作为古典中国的先贤祠,我们想象一下,孔庙里面每次哪一个朝廷要放一个人进去,都会引起争论,像阳明进去,像朱熹进去崇祀的时候都会引起争论。但有些人从来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他从来不配放进孔庙,比如说庄子。

在无秩序状态下 新儒家要思考什么?

这个秩序本身也是很可疑的,这个道统本身就是很一元化的,它里面的多元是在一元之内的分歧,而不是真正的多元。所以我要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读书所见过的这样一个中国的道统,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统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我的结尾要回到刚刚开始讲的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这些老先生他们一心想继承道统,但是为什么讲中华文化花果飘零,那种飘零感来自于哪里?

就是一方面清朝的时候一直到民国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跟中国政治,是有个共同的或者说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一个秩序把大家连接起来,废除科举,王朝覆灭之后这样一个秩序开始被打穿。到了49年后这个秩序的崩坏就更加鲜明了。但是同时这一批以新儒家为主的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他们也意识得到,刚才我形容的那样的一个道统,已经不再可能去恢复跟维持,也没有理由硬是要维持它了,因为他们认识到刚才我说的那种大一统的秩序,那种高度寻求稳定的状态,其实是已经不合时宜,或者有问题的,或者是不成立的。在这个时候,连这个都要剥离掉的话,那所谓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还剩下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又能够寄托在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这个问题我今天没有能力在这里进一步的申诉,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去想一想,我觉得当年新儒家要思考的问题到今天都还是个未完成的课题。

如果中华文化,我们一方面要讲道统,但是这个道统本身都构成疑问了,这个道统本身都是可疑的,我们面对着今天世界的变化,我们要回应这个时代,像牟先生、徐先生他们都是赞成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他们一直想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制度怎么样跟传统的儒学精神能够嫁接起来,或者儒学精神能不能开出这样一个制度,这个东西怎么样把它接连起来,这始终是他们一直困惑的问题。而站在知识分子史上,我觉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这样的一群人,当他们觉得整个中华秩序崩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最后的立足点,恰恰是当年华人世界里面,我们中国里面,唯一一个不是中国人管的地方,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小小的香港。而在这里面他们几乎是处在一个很偏僻、很荒蛮的状态下面困苦的去做这件事,这样的一个私学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私学传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现在没办法给大家答案,希望各位能够给我多点指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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