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剑桥光芒

作者 | 周江林   发表时间 | 2013-12-06    来源 | 华夏时报

牛津和剑桥,人们通称为“牛桥”,“牛津的艺术,剑桥的科学”,只说对了一半,剑桥大学迄今已出了15位英国首相,9位坎特伯雷大主教,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剑桥大学

2013年是剑桥800年纪念日。

牛津和剑桥,人们通称为“牛桥”,“牛津的艺术,剑桥的科学”,只说对了一半,剑桥大学迄今已出了15位英国首相,9位坎特伯雷大主教,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牛顿、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现代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第一台计算机制造者巴比基、DNA之父沃森和克里克、宇宙之王霍金等,当然也有弥尔顿、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丁尼生、休斯、普拉斯和徐志摩等诗人,戏剧家、小说家马洛、伊舍伍德、普里斯特利、伍尔夫、纳博科夫和拉什迪,哲学家伊拉斯谟、培根、罗素、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及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凯恩斯等。

剑桥不只是英国政治家的培养基地,还有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韩国总统朴正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李显龙等毕业生。

英国文化的丰富首先要归功于这些思维奇特的先行者,而剑桥能够接纳他们。罗素一直为剑桥所发挥的社会和精神领袖作用辩护:“它们特别适合一流人才,但它们提供的保障却对二流的人无益,只会让他们感到孤单。”

19975月,在所有欧洲城市中,比尔·盖茨选中了剑桥作为微软公司在美国境外开设的第一家分公司所在地。此后,剑桥硅谷为世瞩目。

没有好酒就没有快乐的科学

1389年,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写道:在剑桥南面一座村庄,偷窃成性爱慕虚荣的辛姆金有一座磨坊。剑桥大学神学院两位法学系大学生艾伦和约翰来磨谷子。辛姆金想骗他们,结果反被对方骗了。

这是剑桥大学首次在文学里亮相。之前,在《里夫的故事》一诗里,乔叟第一行提到剑桥这个地方。

“剑桥人比英国人更不好客。”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伊拉斯谟1511年来到剑桥大学,他咒骂这里的气候、走味的啤酒和差劲的抄写员。

欧洲圣人担任女王学院的院士,他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却不会说英语,他讲授文学的秘密,从人文主义的校勘新角度翻译《圣经》。他认为,没有希腊语就没有神学,没有好酒就没有快乐的科学。

将伊拉斯谟召来的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伊拉斯谟指责马丁·路德的文章为野蛮的书,让人们公开焚烧路德的作品。而后费希尔在宗教斗争中被当做叛徒送上断头台,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在剑桥待了3年,伊拉斯谟离去。1959年,斯彭斯男爵为女王学院设计了伊拉斯谟楼,这是剑桥第一座国际风格的建筑。

弥尔顿的剑桥

当詹姆士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禁止吸烟,众所周知,这位国王痛恨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一场哲学戏,关于“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是,狗不能思考。但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个例外。当下有几个教师走人,国王也并不追究他们。

尽管要在9年后,15岁的约翰·弥尔顿进入基督学院,当时的剑桥是清教徒的大学,他抱怨“这些学习既不启迪又不指导也不促进任何普通人的善良”。他还咒骂呆板的教师和讨厌的气候。但那里活跃的精神,充满神学和政治辩论的气氛让他获益匪浅。

同学们给长着一张柔和的脸的弥尔顿取“基督学院夫人”的绰号,他不解,“为什么那些院士认为我非常女性化?”他还是坚持了7年,直到1632年的硕士考试。同时,《伊尔·彭塞罗沙》问世:这位默念者站在学院“勤学者的回廊”里,在“一束朦胧的宗教灯光中”,被礼拜堂唱诗班和近乎幻想的希望包围着。

今天,基督学院有一条弥尔顿小巷,庭院有一棵弥尔顿桑树,据说他当年时常坐在这棵桑树下写诗。从1653年起,弥尔顿就彻底失明,他口授了长诗《失乐园》:“他们侍候那个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的人。”

革命者克伦威尔

将英国转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1616423日进入剑桥,这天恰逢莎士比亚逝世。

16428月,英国内战爆发。克伦威尔以上尉军衔统率一支60名志愿者的骑兵团,这些耕农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铁骑”的核心。学院变成军营,剑桥大学变成了他的司令部,大多数院长丢掉了他们的职位,大约200多名院士被解雇了,有的逃去了查理一世驻扎的牛津。

弥尔顿提倡新闻自由,反对一切权威,却写《赠克伦威尔将军》一诗,“请你来维护我们的自由信仰吧”。克伦威尔摄政时期,弥尔顿曾在其国务会议中任拉丁文秘书。

出任护国公的克伦威尔59岁病逝,查理二世继位,他将克伦威尔的尸体从西敏寺掘出,斩首示众。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经常闹鬼,学生们相信,是克伦威尔的幽灵回来看看。1960年,学院找到了克伦威尔的头,经过防腐处理,装进一只锌皮饼干盒,偷偷埋在学院礼拜堂附近,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地点。

今天,克伦威尔的肖像画还挂在学院食堂里,每逢有皇室成员到访,用帘子再把他遮起来。

剑桥四杰

1791年,华兹华斯离开剑桥大学时,柯勒律治来到耶稣学院。4年后他俩才相遇,英国浪漫派诗歌这对孪生兄弟早已被奉为圣徒,但他们在学业上却是失败者。

华兹华斯生于律师之家,少孤,在圣约翰学院,他在规章制度束缚中成长,每天去礼拜堂两次。他喜欢大自然,最后,成绩平平地通过了考试,而他的弟弟克利斯托弗却成了三一学院的院长。

在剑桥,柯勒律治比安静的华兹华斯更受关注。第一学年,柯勒律治因一首描写奴隶交易的希腊颂歌赢得金奖。1793年春,受法国革命影响,他组织学生抗议,在学院草地上焚烧“自由和平等”标语。他总触犯校规,由于每犯一个错误就要罚两便士,柯勒律治丧气地表示:“我非常迷恋计划经济。” 

让大学当局气恼的是,为了逃避在剑桥大学的债务,柯勒律治逃出学院,以假名当上了龙骑兵团的骑兵,后被部队勒令退伍,回到剑桥大学,他在学院里被软禁了一个月,校方要求他翻译90页希腊文以示惩罚。1794年,他成为剑桥大学肄业生。

拜伦与出身市民阶层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不同,他享受着贵族学生的特权。他身穿绣金长袍,坐在三一学院的教师餐桌旁用餐,他有一驾四轮马车,还有穿号衣的仆人,由于学院禁止养狗,他干脆养了一头名叫布鲁因的性情温驯的熊。年轻的勋爵拿铁链牵着它散步,同学问他准备拿这只熊怎么办时,他回答说:“它应该取得大学执教资格。”

拜伦于1807年写道:“噢,除了爱情、诗歌和给自己树敌,别的什么事也不做,这是多么的痛苦。”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学习拳击和击剑,献身于赌博、狩猎、游泳和那些带给他淋病的欢乐。“在剑桥大学,曾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1828年,一位近视的、蓄着长发的三一学院学生丁尼生爱上了同学(其妹的未婚夫)哈莱姆。在剑桥,出口成章,文笔华丽的丁尼生是风云人物,1829年因诗作得到校长奖。但他觉得与哈莱姆一起读诗歌,一起旅游,共同参加使徒社活动,才是剑桥最幸福的岁月。但他只念了3年,因父亲去世而退学。

5年后,22岁的哈莱姆溺水而亡,深深打击了丁尼生。同年,他创作抒情的悼亡诗《悼念A.H.H》,最后写成132首诗,这是英国文学中最长的挽诗,诗人艾略特称它为“一部绝望的作品,一种宗教式的绝望”。

士兵和寡妇们在这些诗篇里获得安慰,维多利亚女王在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也从中获得了安慰。深受女王赏识的诗人于1850年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后又被封为男爵。

诗人之死

伍尔夫1904年写道:“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地方。”对剑桥最生动的描写来自于这位从未在剑桥上过大学的女性,她父亲在那里教书,她的兄弟们在那里学习,她也是在剑桥大学与她丈夫相识。一开始她住在贵格会教徒卡罗琳姨妈家,后来住在纽纳姆学院。她在那里写小说,也为纽纳姆学院的女生们演讲“莎士比亚的妹妹”,女性主义在那时渐渐萌发。她爱剑桥,但她又痛恨这个男人世界的完美化身。“剑桥大学也许太像洞穴了。”

1922年她写的小说《雅各布的房间》,伍尔夫是想借雅各布这个角色为1906年死于伤寒的哥哥虚构出第二生命——雅各布1906年进入三一学院,一战中阵亡。伍尔夫描写的剑桥大学无人能比,是表现派进行冷嘲热讽的一部杰作。

也许是宿命,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伍尔夫于1941年在口袋里装满石头,投河自杀。

今天中国的90后都会朗诵:“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气。”这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名句。剑桥的战后文学始于一则结局极其悲惨的爱情故事。

19562月剑桥大学一场舞会上,普拉斯与她慕名的休斯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吻我,快速地吻到我的嘴。当他吻我的脖子时,我用力咬他的脸,他走出房间时,脸上淌着血。”4个月后,两人结了婚,他25岁,她23岁,还没有为家务琐事和别的女人发生矛盾。

“剑桥尽管潮湿、阴冷、深奥、正经,却是极好的写作、阅读和工作之地。”普拉斯回忆道,然后,她彻底输给了她的迷惘,自杀使她成了牺牲者,“死去是一种艺术,我要做得精彩。”

“剑桥使徒社”精英

伊丽莎白一世这位“处女女王”宣布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院士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大学的规定,直到1861年,人们注意到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渐渐远离中世纪。

“祈祷和布道时谨防睡眠,因为那是死亡之眠。”1660年时三一学院的学生规章写道,“尽量不下棋,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智力游戏,但太单调太费时了。禁止踢足球,因为它是一种粗鲁的剧烈运动,更适合小丑而不适合学生。” 

到了1820年,圣约翰学院学生乔治·汤姆森成立了剑桥使徒社,他们讨论感兴趣的一切事物,而规定仅有一条:相互之间绝对坦率,对外完全保密。时任使徒社主席的哲学家G·E·穆尔是这样概括使徒们的理想:“爱情、创造、享受美学体验和努力认识世界。”成员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小说家福斯特、历史学家特里维廉和克格勃间谍菲尔比等。他们使用一些暗语:天使指老成员,胚胎代表候选人员,吐司面包上的沙丁鱼叫做鲸,那是他们星期六晚上聚会时的传统菜肴。1893年,哲学家罗素回忆道:“我们的最后一学期讨论题目是‘我们能否爱和我们性交的人’?”

20世纪初,俄罗斯流亡者纳博科夫对他使徒社的同学感到奇怪,“虽然为人正派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谈论俄罗斯时,讲出的蠢话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这些蠢话之一出自艺术史学家、三一学院的使徒安东尼·布伦特之口,1935年他去苏联旅行,回来后便声称:“共产主义同样可以像立体派艺术一样有意思。” 

并非所有使徒社成员都盲目追随左派,凯恩斯就告诫他的同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我们的智慧的一种伤害”。

作者为戏剧评论家、《空中生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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