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成:“最后的演讲”

——在中文系欢送会上的发言

演讲者 | 王东成    时间 | 201211-08    地点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来源 | 青年之声、共识网等



各位老师好。感谢中文系的同事为刘燕老师和我召开这样一个欢送会。感谢同事们耽误时间允许我讲一些话。这是我在中文系的最后一次说话了。

落幕了,皆大欢喜。落幕时,首先要做的是谢幕。我首先要表达的是“感恩”。说出这两个字,不是出于礼貌,不是出于客套。此时,这两个字是从我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是带着我近30年的人生,从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它是真诚的,火热的。

人生就是一次永不回头的旅行。决定这次旅行质量的,当然首先是目标和经历,其次也决定于旅伴。我庆幸,我今生的旅行遇上了一些好旅伴,他们使我的人生充满了快乐,充满了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我首先要感恩于我的学生,感谢他们多年来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自1986年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我教过中青院的一些大专生,教过自86级第一届开始到现在的每一届本科生。他们给了我太多的爱,太多的尊重乃至尊敬,给了我太多的鼓励和支持。在近20年的“我爱我师”的评选活动中,几乎每一次他们都以最高选票将我选为“最喜欢的老师”、“最受欢迎的老师”、“德高望重的老师”。他们的评议使我几乎年年获得优秀教学奖。我被评聘为“国家二级教授”的所有条件,都是他们给予的。总而言之,我的所有荣誉没有一项不是他们赐予的。他们是我成就感、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他们给予我的爱,我一辈子也享用不完。如今,走在祖国各地,乃至国外的一些地方,在与我教过的学生相聚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给予我的真诚的、浓郁的爱。他们和我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最严峻、最宝贵的时光。他们使我永远年轻,永远积极向上。“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句里江山随指顾,堂前水木湛清华”。此刻,我要庄严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我要感恩于我的同事,感谢他们多年来给予我的尊重和帮助。我不会忘记窦英才老师(我是他的“粉丝”)、陈琼芝老师(她的过早离去,是我永远的痛)、邹纪孟老师(曾为我讨公道而心脏病猝发)、王文老师(创建中文系的首功者)、艾晓明老师(一位英勇、高贵的女性)、邢小群老师(大学人文教育的劲旅和翘楚)、张卫民老师(当年中青院的“三剑客”之一)、钟晓云姊妹(她在做着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作)等等;不会忘记英年早逝的吴小龙老师(辛勤耕耘的他在刚刚开始“收割”的时候走了,太令人痛惜了)、武力平老师(学生的贴心人;工作到最后一息)。自从1986年以来,包括1989年的“六四”运动,他们都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帮助、指点、鼓励、保护、器重和尊重。没有他们,我很难度过那些艰难、痛苦的日子。我忘不了那些风云激荡、激情似火的刻骨铭心的岁月。同样,我不会忘记年轻的系主任孟登迎老师经常向我征询对系里工作的意见,不会忘记系里老师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时,他特意指示系办公室的老师多给我一张票,让我携夫人一起去,给了我特别的荣耀。我不会忘记李俊老师心里有了些委屈和困惑,能够流着泪给我打电话诉说,倾听我的一点拙见。我不会忘记向静老师在参加学校乃至市里的教学比赛前打电话向我“请教”。我不会忘记刘燕老师、王华老师为计算机水平低下的我登录学生的考试成绩。我不会忘记当我遭遇不明不白的事情,蹙眉头、不开心的时候,李艳红老师、何玉蔚老师、丁文老师等,亲切地开导我,劝我“冷静些”、“大度些”、“豁达些”,扫除了我心中许多阴霾。我不会忘记井玉贵老师每次遇到我,都笑容可掬地劝我“吃好,睡好,多走走,多看看,多锻炼,过好每一天”,使我感到很质朴的温暖。我不会忘记当年系里要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做刚刚来校任教的于闽梅博士(北师大童庆炳先生的弟子)和曾祥波博士(北大袁行霈先生、孟二冬先生的弟子)的导师。我这个导师是名不副实的,我当不了他们两个人的导师。然而,他们两人对我都十分尊重。在这么多年的相处中,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时不时地和夫人一起与他俩聚餐,我们把一次次聚餐都变成了思想与精神的盛宴。把时间看得十分宝贵的祥波常常被我打扰,认真帮能力极其低下的我处理计算机出现的故障。我曾对祥波说过,作为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应该写一笔好字,因此要练练书法。第二天他就拿起了毛笔,开始练毛笔字。祥波用了2年多的时间,把《全宋诗》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研读了一遍。我知道后,当即就说过,这哪里仅仅是做学问的问题,这分明是一个道德问题、为人问题;在万丈红尘、私欲滚滚的当今之世,能够排除各种干扰与诱惑,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这本身就需要一种对学问、对知识、对真理的热爱、赤诚和执著。热情如火的闽梅,自打认识我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都称呼我为“东成老师”,使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她经常与我交流对于文化、文学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使我每每受到许多启发,给了我别样的眼光和视角。我戏称他们夫妇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祝愿他们“把网撒在水深处”,走得更远,飞得更高。他们自有一番生活格调和情趣,不仅与一些年轻教师常常在一起“野蛮其体魄”,打羽毛球等等,而且,还经常在一起“文明其精神”,开读书会、研讨会,研赏影视作品等等,在学识和精神上互相切磋,互相砥砺,共同提高,携手成长。他们把自己出版和发表的著述都赠予我,还常常向我推荐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如此等等的一些事,实在是不胜枚举。在此,我也只能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我要感恩于学校的历任各级领导,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谅解和宽容。1986年,他们把我引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立即给我分了房子,很快在事实上结束了我们一家人分居两地8年的生活,使我们一家人得以团聚,得以安居乐业。尽管之后因为我的一篇文章是否是“宣扬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但是,学校领导并没有剥夺我作为一本教材主编的权利,并且还帮助我联系了高等教育出版社,使我生平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那令人不安的岁月里得以出版,像“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样,给了我极大的温暖与安慰。1989年我积极参与了“六*四”运动,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和“停教两年”的处分。但是,学校并没有把我开除出教师队伍,两年后又允许我重登讲台。在此后的评聘副教授、教授的职称时,参与“六*四”运动的问题,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障碍。2004年,我因为信仰等原因,在入党30年时,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学校在对我做了一些工作没有取得成效之后,又对我表现出极大的谅解和宽容,并没有把我撵下讲台,仍然允许我继续讲课。不仅如此,在紧接着的全校教师岗位评聘中,还将我评聘为校聘岗教师。而且,在之后几年的评奖中,还让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上了学校党委授予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优秀教师”。在即将退休的时候,在教师级别的评聘中,学校又根据我具备的条件,将我评聘为“国家二级教授”。在近30年的课堂教学中,我从来不用计算机,从来不用课件,只用一套自己的讲义,几摞自己的卡片,几根粉笔,一张嘴巴。学校从来没有因此批评过我,指责过我,要求过我。如此等等,我都牢牢地铭记在心。在此,我也只能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谢幕的时候常常会生出一些感慨。我的一个感慨是:人生就是一个遗憾接着一个遗憾。我的一个遗憾是:到目前为止,我的著述并不多,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东西并不多,已经发表出来的东西,也并不令我满意;因此,在“以文会友”的时候,不免会生出一些尴尬与羞涩。希望我的一些颇具“名士”气派的同事,以我为鉴,尽量避免这种尴尬与羞涩。记得读大学时,欢迎1979级的新生,系领导老师叫我代表老生致欢迎辞。在讲话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反对“封资修”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反对“封”,使我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没有精神家园的浪子;反对“资”,使我们不懂西方文化,成为流不向海洋的“内陆河”和“沼泽地”;反对“修”,也使我们不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养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性格。因此,我们中间很难站出来几个大学者。但是,由于我们跟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共着苦难,说不好,我们之中也许会走出来几个大思想家,因为思想是用苦难酿造的。从那时起,我就对做大学者、大学问家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认为自己再努力,也做不成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大学问家了。不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立定决心:“即使做不成大师,也要做一名好老师”,做一名知识准确、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精神挺拔、风清骨硬的宣讲“常识”的好老师。当代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常识”。一直以来,我自命为一个“高四”的老师,决心一辈子教“高四”的学生。我认为给“高四”的学生上课最重要,最能实现我的自身价值。如今看来,我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但是,著述不多,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我不能用倾心全力于讲台等教学来为自己的性情疏懒辩护与遮羞。梁启超先生参与那么多社会活动,仍然著述等身;钱理群先生同样尽心竭力地投身于讲台教学,成为最受北大学生喜爱和欢迎的老师,仍然写出了那么多有分量、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章。

感慨中,不仅有遗憾,而且有羞愧。我们系的老师于丹博士(并非那位浮光跃金的明星教授于丹)据说因为信仰等原因,悄无声息地从我们中间消失了,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到现在我也没有为她说一句话,没有为她发出一点声音。这是我内心中很大的不安与隐痛。我为此感到极大的羞愧。我想,如果今后有一天我遭受什么不公平的对待,没有人为我说一句话,我是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发一句怨言的。怯懦啊,怯懦,多么令人气短、令人猥琐的精神疾患。

今年,全校学生投票,将我评选为“德高望重的老师”(实在是不敢当啊)。颁奖仪式上,学生让我发表获奖感言,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曾经去过许多大学校园,然而,在三所大学校园里,我哭了,流泪了。我去过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雕像,都是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在这两尊雕像前,我哭了,流泪了。在自己祖国的大学里,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我去过印度的尼赫鲁大学的校园。黄昏时分,晚霞满天,校园里到处是沙龙。我看到一位校外的诗人正在向一群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彼此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我们与他们合影留念。看到这些情景,我哭了,流泪了。我多希望我的祖国也有这样的大学,也有这样的校园。我梦中走进过民国的西南联大的校园。我仿佛和闻一多、朱自清等先贤大师交流学问和思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群大师带着一群莘莘学子埋头读书、思考、做学问,硬是把破旧的冷板凳坐暖了。之后的岁月里,他们之中走出了一大批大科学家、大学问家,站出来一大批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梦醒时,我发现自己哭了,流泪了。我殷切地希望我在兹念兹、生于斯长于斯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尊重知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学。这是我梦中的校园,永远的梦中的校园。

1986年来到这个学校,如今退休了。我再也不能以一个在职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了。我把自己一生最好、最多的时光都洒落在这个校园了。我爱这个学校,爱这个校园,爱我的学生,爱所有在这个校园里勤勤恳恳、辛辛苦苦耕耘着的教书人和管理者。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总会有一天,我们会奉献给我们的祖国一座清洁挺拔的精神殿堂和一片日朗风清的文化田园。

“月光落地的声音,格桑花听得清;阳光走路的声音,雪山听得清。”学校的发展,我的眼睛看得见;中文系的进步,我的心看得见。学生的成长,是我祈祷的永恒的主题。各位同事行走在人生路上的时候,我会用我的心贴着你的心,谛听你跋涉、前行、攀登的心跳声和脚步声。

祝福学校,祝福中文系,祝福各位同事,祝福我的学生。

谢谢。

        残荷斋听雨者20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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