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小学语文课本,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

——在《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 | 傅国涌    来源 | 醒客教育思想网 (作者授权文稿)


窗插画 | 李永秋


想不到,一个有关小学课本中母亲与母爱的话题引发了这么大的反响,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很有病。我比较关心本国的历史,尤其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的历史,最近网上有篇批判我的文章《怀念民国是种病》,虽然观点不能苟同,但这个题目我很喜欢。为什么怀念民国?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有病,所以才会去关心民国,关心民国的教育,关心民国的历史。正因为自己病了,所以要寻找另一个时代,寻找另一个不病的时代。归根到底,都是我们有病,我们的这个时代有病。《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针对的就是当下最主要的三套语文教材的病。上午我们有一个小范围的对话,来自高校的教授,有关心教育的时评家,有教育媒体的编辑,更多的是中小学语文教师,我们谈到了小学语文教材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小学语文课本,当然不可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但是,它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的最底线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

我曾经有幸与许多老先生有过交往,他们的大学教育或者中学教育基本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我惊讶的发现,很多老先生在他们的回忆文章或交谈中告诉我,对他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大学教育,而是中学教育,甚至是小学教育。浙江有一个作曲家周大风,是《采茶舞曲》的作者,他只有小学毕业,初中上了一年就失学了。我读了他那些回忆小学时代的文章,非常震撼,他是1923年出生的,在浙江镇海县乡下的灵山小学,从1931年至1936年,他接受了健全的小学教育。灵山小学所给予他的精神资源,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曲家,所以他一生回望,对那所学校充满感恩。还有一个刚刚去世的出版家范用,也只读过小学,最高学历就是小学,所以他一生都要回到他的小学去,不断地回去,我指的回去不一定是人要回去,那个学校早已成为一个废墟。他要不断地回到他的小学的时代,因为那里有他全部的精神装备。在江苏镇江的穆源小学图书馆,他不仅读过《儿童世界》、《小朋友》、《新少年》,还涉猎了《东方杂志》、《大众生活》这些成人刊物,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的几百本“小学生文库”,各门各类都有,他几乎都看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进出版社做学徒,以成了中国顶级的出版家,长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是沈昌文、董秀玉们仰慕的出版前辈。

这两天我正在读一本很厚的回忆录,书名叫《巨流河》,作者齐邦媛,是民国历史人物齐世英的女儿。她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以后又在美国的大学读过书,她是一个翻译家、外文系的出色教授,长期在台湾大学等校任教。台湾许多翻译家、作家都受惠于她,或出自她的门下,是一个桃李遍台湾的教师。在她的长篇回忆录600多页当中,我所读出来的,对她一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她的大学教育,而是中学教育。她的小学教育在颠沛动荡之中,但是她受过最好的中学教育。她是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她一生最难忘的是6年沙坪坝的岁月,她把在沙坪坝发生的点点滴滴都写下来了,非常的生动。我觉得最终成就她成为一个出色的翻译家、教授、作家,主要的精神资源一个是中学教育,一个是基督教资源。她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参加团契, 大学毕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中学教育可以说是她一生最大的资源,比她的大学教育还要重要。看她感情的流露,在写到南开中学的时候,她的笔触里面就有最深的感情,南开中学是最好的中学。她特别讲到了南开的语文教材,初一到高三,从来不使用出版社编的,都是学校自己编的,其中有一个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南开的教材从头至尾有一整套,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到了高一、高二的时候,有两门选修课,对她一生影响特别大,高一是诗选,高二是词选,使她背诵了几百首诗、几百首词,她后来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很容易把中西文学打通,就来自少年时代的那种基本功,那种滋养,那里面有供给她一生的精神养分。高三因为要准备考大学,不开选修课。

今天我们讲教育,无非有两个资源可以借鉴,一个是纵向的本土资源,一个是横向的来自外国的资源,主要是西方的资源。我们追寻纵向的资源,有些人往往一追就追到孔夫子那里去了,当然孔夫子也有他优越的地方,但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这是一个关于国学的问题,传统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新式教育的话,从它诞生到今天,也不过一百多年,中国到20世纪初才有了中小学。中国新式教育的诞生很有意思,它是倒过来的,先有大学后有小学,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最初的几届学生,招的都是有秀才功名的。可以说,中国的新式教育起步很晚,完全是参照西方模式日本学的也是西方建立起来的,但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百多年的时光,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1949年划一条线,从晚清到民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条线下来,大致上不到五十年,也就是只培养了三代人,三代人中岁数大一点的在1957年全军覆没,退出历史。我们都不是民国中人,我们都是共和国人。共和国人受的都是六十一年来的教育,六十一年来的教育,依它的教科书体系来说,完全是对中国早期新式教育的一种反拨。早期新式教育是一个常识教育,就是说,它要通过教科书教给中国的孩子们基本的常识,而不是教给你政治。49年以来的教科书告诉我们,主要不是常识而是政治、意识形态。我们的教材不是围绕常识理念或者说基本的文明价值编的,而是围绕着政治编的,内容虽然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围绕政治这一点则没有什么变化。这套教科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以往四十几年新教育所做努力的一种逆转。前面四十几年打下的基础,在这六十一年当中基本都被改变了,尤其是人文价值方面。陈丹青先生是个画家,喜欢看人的面孔,他说民国的老照片,无论是市井的下里巴人,还是精英,一个是一个,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民国范儿”,而今天的明星,要去演民国的人物,一个都演不来。为什么,你没有那种教养,你没有那种环境,你已经生在一个无根的年代。不久前,我们几个朋友编了一套书《回望民国教育系列》,其中有一本是郭初阳编的,讲民国时代的性教育,王小庆编的是民国时代的公民教育,许骥编的是教育到底什么,民国知识分子是怎么看待教育的,他们的教育观,蔡朝阳为这本书写一篇长篇前言,前面部分是他对民国教育观的理解,后面部分站在一个有14年从教经历的中学老师的切身感受,对应试教育痛彻肺腑的感受,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教育大致上是一个什么状态,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这个教育有病,我们时代的这种教育有病。因为我们有病,看什么似乎都有病,外国有病,过去的也有病。是的,所有的时代都有病,但病有轻重大小,有感冒发烧,也有癌症等不治之症。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救救孩子》这本书出来了,也许这算不得什么传世大作,这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玉之作,希望引起公众对教育的关心和讨论,它是凭借很多中小学老师的群体力量完成的一个点评。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开头,一个起点,让大家对小学、小学的教材,都有一个比较深切的关注。我觉得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小学时代,就是基本上奠定你价值根基的时代,如果在这个阶段所接触的、所学习的都是跟文明的基本常识相吻合的,那么成为健全人的可能性就加大了。不是说人的将来不会有变化,通过大学教育,通过自己读书,可以改变,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很多人没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很多人即使要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他不喜欢阅读,阅读对他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他只喜欢玩游戏,不喜欢阅读,这样的人占得比例是绝对数。对这些人来说,如果小学的语文课没有教给他最基本的文明常识,他的一生就限定在这样一个价值观,这样的一个文明的底线,而基本上不会有变化。你要他有改变,太难了,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资源。一个人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有资源的,比如接触什么书,什么人,什么环境,如果这些都没有,一个人至少总读过小学吧,小学教科书里规定了一生的底线,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小学教科书要比大学教科书重要一万倍。过去我特别重视大学教育,十年前,我我对小学教育不屑一顾,因为我觉得小学教材很肤浅,小学教育不需要关注,小学教育是低端教育,根本就不需要理会它。最需要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可造就一代新人,未来的社会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主导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把关心的方向向下面转移,先是转到中学,现在我更关心小学。我曾经有一度热衷于到网上购买民国、晚清时期的老课本,但是收获甚少,只买了一小部分。后来知道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收藏了清末以来几乎所有的语文教科书,通过一个朋友的努力,这些老课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影印出版,成为大家都可以共享的公共资源。

我们可以看看,前人曾经把教科书做到了什么水准,达到了什么程度。在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编印的教科书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统统是民营的出版机构。国民党执政期间,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自己的教科书,到四十年代之后,才办了一个正中书局出版,出版官定教科书,但是影响有限。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长期占有60%的份额,后起的开明书店,它的语文教科书很快得到社会、学校的广泛认可,现在我们可以买到的是一套开明书店编的教科书,课文都是叶圣陶写的,插图是丰子恺画的。一个小孩子从小学就读这样的教科书成长,即使不受高等教育,他达到文明的基本底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教科书从小教给了他看待世界、看待自然、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的基本尺度,课本编得非常有讲究,非常有逻辑性,对孩子年龄层也有细致的考虑,而且它文字的准确性、美感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的教科书当然不可能是叶圣陶来写、丰子恺来画了。

世上已无叶圣陶,我们要做的就是使教材更富有人性化,具备基本常识,更靠近普世价值,更具有审美感,更有逻辑性,而不是用另外的标准来编教科书。事实上,这几年也一直在改变,尤其是中学语文课本的改变是非常大的。与我们中学时代,《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以及魏巍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红遍天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就连胡适之先生的文章也进来了,梁实秋的文章也进来了,林语堂的也进来了……教科书中要体现更多元的文风,不同风格、不同价值观、不同类型的作家作品都能在教科书里面体现,这样学生得到的营养就是丰富全面的。一个民族,如果把小学的语文教材轻易放弃了,随它去,只去抓大学教育,抓高端,而大学的生源就是小学教育给规定的,你要在大学几年当中扭过来,难度很大,所以还是要从根基上打好一个民族的基本底线,从小学阶段,当然也要依靠中学阶段,如果没有好的小学教育,好的中学教育,我们不敢想象有什么好的大学教育,我们的大学教授也是小学中学读上来的,他的底线或者高度同样在根本上被这套教材所规定。我觉得追问题要追到根源上,如果说要对中国的教育有所改变,还是要从最低的地方开始,这低的地方就是我们起步的地方,教材就是一个切口。小学教材的现状比中学教材要差,找到了小学教材的一些矛盾之处、毛病也好,大量的问题也好,这都是正常的。现在虽然是处于比较好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和过去相比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你只要去看老教材曾经达到的水准就知道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人性的理解,对亲情友情的理解,对爱情的理解。我记得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版共和国教科书,里边有篇课文《泰坦尼克号》,因为太长,分成了上、中下三篇。那时候,泰坦尼克号事件刚刚发生就进入了中国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语文教科书,高小第一册,用半文言的那种汉语写下了那场沉船事件的悲壮的同时又是充满人性温暖的很多的细节,就像我们后来从电影中看到的一样的感人。对爱情的那种记述,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中是绝对不可见到的。但是在九十九年之前就出现了,那是中国自己的学者编写的。我发现,那个时候参与教科书编写的、尤其小学教科书编写的,都是一流的学者,像张元济、王云五这些有或新学或旧学的很深的功底。王云五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自学英文,成为胡适的英语老师。他二十多岁就登上了中国公学的讲台,他把大英百科全书都读了一遍,很多小学教材都是他们亲自编写的。还有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等一流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参与了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那个时代对小学语文课看得非常的重,认为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培植一个民族的文明血脉。如果这个根抓的不好,这个民族怎能指望还能往高处走所以他们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时代,教育有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共识,连温家宝总理都要在日理万机中“仰望星空”,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今天的教育是有病的教育,但是仅仅挑毛病是不够的,光是批判是不够的。初阳他们对现行的三套语文教材中的母亲与母爱问题做了一个梳理,做了一个批判的工作。“救救孩子”,这是一个鲁迅式的问题,是一个沉重的呼喊,这么重大的问题仅仅靠出一本《救救孩子》的书是远不够的,他们也只是把这个窗户纸挑开,从窗户往往里看到了有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建设,是从头做起,一步一步,最终编出一套套合乎现代文明标准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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