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如何做教科书

作者 | 南桥  发表时间 |  2013-05-01    来源 | 《同舟共进》2013年05期

 

[原题:我做教材是门技术活] 

美国风险投资人鲍勃•康普顿曾跟踪中国、印度、美国三国高中生的生活,拍摄了一部《两百万分钟》的纪录片。纪录片播放后,曾在美国引起了不少争议。跟踪拍摄的时间大体是两百万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基本上是在学习数理化等学科,而美国的孩子则多在从事球队啦啦队表演、校园话剧演出之类的事情。抛开时间量不算,当学生们在学习时,大家都在学习什么,又如何进行学习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我想起美国教材的设置和选择问题。学习中,我们的互动不外乎材料、老师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后两者很难改变,所以教材的选择和设置,对学生的影响就更为直接。这几年,国内关于教材谁上谁下存在诸多有益的争论,我们不妨看看其他地方的做法,作为一个参考,或许可以启发思维。

怎样看教材的价值观

教材的编写,通常多少会反映采用的价值观。在中国,包括数学和科学学科在内,教材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美国的教材,国家层面的“统一”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化,要求给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相对平等的平台。另外,教学目标是各州制定的,并非从联邦推向地方,这样就减少了从国家层面推行特定意识形态的可能。一个州的教育,可以“自行其是”。

但在 “公民”培养上,各州的目标大同小异。从教材上也能看出美国人对“公民”的认知。我曾在美国小学教材上看到一个《两只狮子》的故事。故事说:森林之王狮子约克很是霸

道,对其他狮子很不好。忽然有一日,约克被猎人抓到了,装在笼子里运到村子。幸运的是,另一只狮子保罗晚上偷偷赶来,给狮子约克“劫狱”了。约克问,我是这么坏的一头狮子,你为什么救我呀?保罗说,大家都是动物,应该抱团一起对付猎人嘛。后来约克回到森林,别的动物看到它都吓跑了,但约克说,大家不要跑,感谢保罗的影响,我已学到教训,往后

不再欺负你们了。从此之后,动物们友好地一起相处。

有趣的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小学语文课本里,也看到了一个“两只狮子”的故事:狮子妈妈生下了两只小狮子。一只小狮子整天练习滚、扑、撕、咬,非常刻苦;另一只却懒洋洋地晒太阳,什么也不干。一棵小树问懒狮子:“你怎么不学点儿本领啊?”懒狮子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我才不去吃那苦头呢!”小树说:“那你以后怎样生活呢?”懒狮子说:“我爸爸和妈妈是林中的大王,凭着他们的地位,我会生活得很好!”这话被狮子妈妈听到了,她对懒狮子说:“孩子,将来我们老了,不在了,你靠谁呢?你也应该学会生活的本领,做一只真正的狮子!”

两个童话如同棱镜,折射出我们灌输给学龄儿童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版的“两只狮子”,关注的是一个欺凌他人的霸王,如何实现了转变,成为一只好狮子。故事让人去思考,要想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让高高在上者知道自己的弱点。此外,另一个被强调的价值观是“原谅与妥协”,而不是“不可沽名学霸王”式的赶尽杀绝、痛打落水狗,这一点符合美国基督教文化“忘记和原谅”的主流价值观。第三个价值观是团结和一致对外,是《拯救大兵瑞恩》里所表现的那种不惧被擒而解救同伴的精神。这些观念对儿童来说很有价值,这个狮子的故事,更强调关系的和谐和人改变的可能,这种教育对“公民”的训练颇有现实意义。

人教版的故事里,也折射了不少好的价值观,比如独立生活,对儿童也一样有激励作用。不过这故事更多地强调如何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的成功。在很多的小学课文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强调个人成功与发展的倾向,这种成功的一个要素是才智。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里,有连续三篇文章讲到这种聪明才智的作用,如“乌鸦喝水”、“司马光砸缸救人”和“曹冲称象”。如果说美国的教学偶有“反智”倾向的话,如此密集地宣扬个人聪明才智的作用,则有迷信才智之嫌。一些才智平平的学生(占社会的大部分)长大了,才智没增长,也没学到诸如原谅、和解、团结之类的公民功课,这不利于建立一个和谐而高效的现代社会。

选择教材:教师有很大的自主权

美国的教材设置,教育管理部门很少干预,基本上由市场来定。在高校,由于学术自由方面的考虑,教师对教材的选择有很大的自主权。不但各个学校的选择不一样,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两位教同样课程老师的选择都有可能不同。通常情况下,系主任只管安排教学任务,选什么教材基本是老师的事。因此,很多出版商都会预先给老师邮寄“非卖品”的样本教材,让他们去选择。有一些老师甚至什么教材都不推荐,用自己的“选本”。这种自己编辑的选本,同样可以拿到学校的书店去当教材卖,这也是知识产权给老师们带来的一点零花钱。

这种做法放到高校,可以是个小小的招标过程。而在中小学,这个过程则更为严格、复杂。美国各州的教材选用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分州选用一种是学区选用。后者的过程和标准与前者大同小异,只不过选择权从州教育管理部门下放到了学区。分州选用模式下的各州,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协会组织,叫“分州教学材料评估协会”,相互协作,共同研究,形成相互取经的平台。

各州的教材选择,还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或标准。通常有教育专家、教师、家长甚至学生参与的“选用委员会”,按照特定的周期,让教材供应商竞标,由委员会对教材进行评估,然后选择合适的教材。这中间腐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抛开法律规定不论,该委员会只负责评估和选用决定,后续的采购由各学区自己完成。这和医生开处方,病人去独立的药房买药是一个道理。

有一些州,如加州和德克萨斯州,甚至对教材的重量都有法律规定。由于这些教材内容详尽,纸质优良,每一本教材都厚得像砖头,这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利。笔者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小学,老师通常不让小孩带教材回家。每次都是把教材上复印的作业等材料让学生带回,而教材放在学校里。我女儿上初中,在她的学校里,教材放置在教材室,学生可以在学期开始时借回去,学期结束归还。因为这些教材都很昂贵,每本一两百块,费用由纳税人支付。在使用期内(通常为五六年),这些教材是循环使用的,然后委员会会再次招标选择,以确保教材跟得上学生和社会的变化,能继续使用下去。

从卖教材到卖资源:把老师解放出来

教材的招投标竞争,让出版商变得神通广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商几乎担负了半个教师的职责。很多老师选择了教材后,出版商还一并提供教学用的PPT讲义、测试题、教学录像等。有的教材出版商甚至提供整个网络课程的电子包,从教学内容、测试到讨论题,应有尽有,老师将这种电子包下载到自己的课程管理软件中,然后按需定制,不需要在搜集材料上花太多功夫。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老师的时间和劳动,让他们可以对教学内容“深加工”,可以花更多时间辅导学生,开展一对一互动,让教学效果更上一层楼。

很多教材供应商卖的已不是教材,而是教学资源。所有大教材出版商,如培生公司,其网站上都有“教师资源”区,让选购其教材的老师去浏览、下载与教材相关的各种材料。由于材料充分,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出版商把老师的活给干了。有些出版商由于资源充分,已经可以独立去做课程管理软件。这种做法,也符合美国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美国教育部的教育技术计划,就呼吁通过技术手段改革教学。加州可能走得更远,甚至让高中全部选用电子教材。对于财务问题严重的加州政府来说,这是开源节流的方法之一,但电子教材的应用,也深刻改变了教学和学习的习惯。在我们这边的中小学,老师动辄给学生提供网上学习资源,有一些对学生非常管用。比如做加减乘除,我儿子喜欢上网做相关游戏。而记忆美国各州州名和首府这种枯燥的活动,网上也有很多相关的游戏练习,让孩子们不知不觉去复习。美国在家教育是一个以百万计的大群落,他们对这种教学资源非常倚重。

从做资源到做设计:出版商奇招迭出

这些出版商不但在做教师的部分工作,总有一天,我们这些课程设计人员的饭碗也会给抢走。在提供教学内容资源的同时,各出版商也在做教学设计的工作。比如美国的“911”事件,应该说很不好教,毕竟是当代事件,一些后续行动还未完结,尚不能盖棺论定。但我发现,各出版商在教学方法上奇招迭出。比如Cengage Learning公司的“911”事件网页上,有适合中学社会研究、文学甚至数学和统计的各种学科学习的材料。因为“911”事件后针对伊斯兰教徒的种族成见有所抬头,在统计部分,学生可以通过“种族扫描”学习相关数学和统计知识。文学课老师可以从里面找到与“911”事件相关文艺作品的题材。而针对“社会研究”课程的教学,设计更为复杂,连教学活动都给设计好了——是一个名叫“模拟联合国”的练习,分成个人和集体活动两个部分。在个人活动阶段,学生需要研究各国对“911”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由来,对于美国受到袭击后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态度等。各个学生代表的国家都不一样,比如有的代表俄罗斯,有的代表中国,有的代表美国,有的代表法国,有的代表阿富汗。最后老师在班上举办“模拟联合国”,让各国学生分别发言并展开辩论,比如“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战俘政策,有无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等。学生必须各自独立地展开研究,充分展示“911”事件后国际反应的全景。

这样的教学内容,在培养方向上,轻事实和知识,重视高端技能,例如创造性思维、判断与决策、沟通、信息使用和评估、媒体分析、独立研究、项目管理等。我曾在拙著《知识不是力量》中介绍过,美国的教学受到布鲁姆的教学目标论影响很大。布鲁姆将知识分成知道、理解这种低端技能,和“分析、综合、应用、评估”等高端技能,虽然二者需要并重,但从中国教材的现实看,我们似乎过于偏重“知道”和“理解”方面,而对一些高端技能强调不足。

由于教材供应商把教案也给做了,教师在从事相关教学设计时容易得多。老师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和资源,设计了各种新奇的教学。例如一位历史老师设计了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戏,让学生去模拟决策,比如如果不去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会有什么结果。还有的学校,甚至让学生去模拟肯尼迪时代的“猪湾事件”,以学习当时的历史。

类似的学习,在中国的中小学里很罕见,那种“911”后的“模拟联合国”,恐怕一些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阶段课程里才会有。因此我们也不能说美国的中小学学习如何简单轻松,他们无非是在技能和思维培养的侧重上和中国不同,而这些技能和思维,中国的孩子一样需要,只不过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而已。

作者系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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