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哈佛什么专业最不赚钱

作者|丁学良 发表时间|2008-03-04 来源|南方周末《名牌》杂志

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来自那些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以及校友们。

法国大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曾经说过,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来自那些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同学以及校友们,而且后者至少不会少于前者。这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切身体会。

  

有很多学生家长来问我,现在有了网络技术,可以远程教育,还有必要花那么多钱送孩子到国外去上大学吗?我就讲,到国外去上一所好的大学,不仅是从老师那里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身边潜移默化的氛围。

我到哈佛的头两三天,就有人告诉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来的一位访问学者,受不了哈佛的压力,从三楼跳下来,没有摔死,成了终生残疾,回国后过得很悲惨。哈佛周围是不允许建高楼的,住宅楼最高三层。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到哈佛读书是非常辛苦的。我在哈佛的那几年,尤其是头两年,受的苦是无与伦比的。

我在哈佛最好的朋友是卡尔(Kal),就平辈相交而言,还没有任何人跟我的友谊胜过他。在当时我们这一层学生宿舍的24个学生中,他的年纪最小,一头金发,皮肤非常白,比一般的白人还要白,带着近视眼镜,一看就是聪明得不得了的人。每天晚饭后,我就会关在房间里辛苦地读书、写笔记或写文章,一般都会工作到十点半以后。卡尔的房间和我的斜对门,一般到了十一点以后他就会敲门来看我,每天如此。我老觉得他是有什么事才过来。当时我的英文口语很差,不会用英语说委婉的话,就问他:“卡尔,有什么事吗?”他用了一个非常委婉的句子:“Ijust come for sociable.”中文直译是“我来是为了社交的。”但sociable更隐晦的意义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关心。但他又不能直接讲我来是为了关心你,在美国,这样说就证明你生病或出问题了。卡尔让我知道身边还有一个小兄弟,时刻挂念着我。这让我很是感怀。

我在哈佛的那几年,每天唯一能够放松一下自己的,就是从哈佛北园走五分钟路到哈佛园,然后从哈佛园里再走两三分钟,从哈佛园南边穿出去,到哈佛广场,在那里的报刊亭买一份中文报纸。这个报刊亭已存在几百年,虽然很小,但全世界各种语言稍微像样一点的报刊,都可以买到。

卡尔曾经送给我一个玉石做的古董烟灰缸。后来医生对我说:“你现在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抽下去,一条是活下去。”我决定要活下去。卡尔就把这个古董烟灰缸砸了,我本来还不大舍得,他说砸掉的理由就是让我没有任何吸烟的借口。

卡尔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但我不敢用天才这个词。他拥有天才所有的素质,就只差一点:坚持的力量。因为他的才能、兴趣太多方面了,总不能约束住自己。卡尔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族,父亲是当地最著名的犹太教会里的拉比(Ribi,犹太教会的长老)之一,出身背景是非常传统的。他从小在家里很少讲英文,主要讲希伯来语和意弟绪语。卡尔的几个哥哥都是美国名牌大学毕业,一个叔叔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名教授。但由于哥哥、堂兄们都上的是最赚钱的专业,例如医学、法学等,卡尔偏形成了反叛的精神,非要找一个最不赚钱的专业,结果选中了人类学。

人类学不赚钱的含义有两个。一是人类学的学习时间很长,一般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好的大学读人类学,除了在美国本土学两三年的课程外,必须到第三世界做所谓的“田野调查”(fieldwork),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祭奠。这个阶段大概要持续三五年。回国后,还要花三年来写论文。所以人类学常常要读上十年。二是即便十年读下来,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我在美国那几年,连续三四年,全美大学招收人类学新教员的人数是零。

就这样,卡尔有意带着反叛心态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不景气、最远离商业社会的专业,进入了哈佛大学。

进入哈佛的第一年,周末时卡尔就经常对我讲,他和在纽约念书时的一帮好朋友,每两三月就会去大西洋城赌钱。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学数学的,博弈论学得最好,去赌钱很少输的。但他们也不以赌钱为业,每次只要把两三个月生活费和来回的路费赢够了就收手。“丁,你跟我们去赌吧!”我当时有点半信半疑,还去问过一些人,有数学系的人告诉我,一些数学天赋非常高的人,在赌场上确实赢多输少。

于是我就有点动心,我问他要带多少本金去赌,他说一般不会超过100美元。于是我准备了260美元:100美元本金,100美元交通费,50美元吃饭,加上10美元,为了凑个吉利数。但最后还是没去成,主要原因是我实在太累了。我周围的同学都很聪明,在那种竞争的环境下,像我这样的中国学生,语言又不行,时间实在是来不及。要是有时间,我一定要跟卡尔去赌。卡尔每次回来都会跟我讲,这次赢了400美元,这次赢了300美元,最少也赢过200美元。

卡尔不单数学好,他的语言天分也很高。他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英语自然不用说,在家里大部分讲希伯莱语、意弟绪语,同时他学了日语,又学了德语。他的俄语也还凑合,法文也懂一点点。在哈佛修好了课程,卡尔对我说,其他人都跑到非洲、拉丁美洲去做田野调查,他非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他选择到日本去做人类学。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都市化程度越高,原始的部落就越少,可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就越小。卡尔不但选的国家独特,他选的专业分支也很独特,他选择做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在日本研究传统文化同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他把现代社会里资源最丰富的领域,同人类学最古老的传统联系起来,这是非常聪明的。

尽管卡尔在日本的研究做得挺不错,但他恨日本人。这大概有一半是我的关系,我不断给他灌输关于日本的负面信息。不仅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我还特别讲我和日本人接触,发现日本人的心态狭隘、排外。而中华文化还是有不少多元文化的东西。卡尔到日本后,发觉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总是进不了人家的圈子。卡尔一次和他女朋友外出做田野调查,忘了及时交房租,等回来时就发现行李已被房东扔到了院子里。这件事让他觉得日本社会一点都不宽容,一点都不理解人,一点都不人道。

卡尔后来在以色列教了两年书,在住处亲眼目击了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他把目击的东西和反思用英文写给我,他的英文美得不得了。现在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马上就要出版。目前,卡尔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密尔沃基校区人类学系任教。(丁学良口述,周筱、李胡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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