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中国大学校庆何以如此之滥

作者|刘道玉    发表时间|2011-08-01    来源|《同舟共进》 

 

 

自上世纪90年代始,随着大学合并、改名、升格和扩招之风狂飙,又掀起了一股大学校庆热潮。翻开报纸,一个又一个大学校庆公告,真让人目不暇接。依照我国惯例,国庆、校庆厂庆等,都是逢五逢十庆祝的,依此而论,2011年是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纪念,在校园内举办一次隆重的校庆活动是完全应该的。可是,清华大学利用其独特的资源,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校庆,遭到了普遍的批评,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尽管如此,我国大学校庆热依然没有退烧,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一般,提前一年发出公告,有的甚至提前三年,每年发布一个公告。据统计,仅2011年头5个月公布的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就有42所,其中百年校庆(含百年以上)的7所,90周年校庆两所,80周年两所,70周年5所,65周年1所,60周年20所,40周年3所,10周年两所。到年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大学举办不同校龄的庆祝活动。看了这个不完全的统计,就不难得出我国大学校庆泛滥的结论。此外,还有建校的校庆,合校的校庆和迁校的校庆,花样不断翻新。为什么40年、60年、65年、70年、80年和90年都要搞校庆呢?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中国历法,60周年是一甲子,是个值得庆祝的校龄,但40、65、70、80和90周年的校庆又怎么解释呢?这样频繁地搞校庆,不是搞形式主义又是什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那些著名的大学并不重视校庆的形式,像我国这样兴师动众搞校庆,也绝无仅有。例如,拥有900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曾经培养出了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2位圣人;培养了英国6位国王和世界7个国家的11位国王;走出了86位大主教和18位红衣主教——无论在科学文化或在政治、宗教领域,都深深影响着英国乃至于世界部分国家。牛津大学完全有资格借校庆吹嘘这些非凡的成就,可是查其官方资料,几乎没有举办过像样的校庆活动。对此,牛津大学副校长W.D.Macmillan的解释是:“由于历史悠久,建校之日已不可考,故此牛津大学未举办过校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对学术和对真理执着的追求,让牛津远离媒体宣传,拒绝铺张浪费的形式主义。

 

1986年是美国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表示,他有意在校庆时作现场演讲,并希望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可是,校长博克没有向里根发出邀请,明确表示:“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如果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中诸多的假博士学位证书,不都是由各个大学颁发的吗?

 

有人说,东西方文化不同,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校庆文化。果真如此吗?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当属东方文化,可是日本大学也没有像中国大学这样搞校庆的。例如,京都大学创建于1897年,仅比我国北京大学早一年,可该校已拥有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获诺奖者总共17个)。为什么京都大学会有如此骄人的成就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该校具有“反骨”精神,它的形成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1933年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对于日本关于“通奸罪”的条款提出异议,因此遭到日本文部省的打击,要求校方将泷川教授免职,但校长不服从。后来,文部省强行将泷川等教授免职,校长也易人。可是,法学部全体教授以辞职抗议,学生的抗议活动也随之爆发。这是震惊日本的泷川事件,显示了京都大学师生与官僚体制激烈抗争的精神。20年之后,泷川成为京都大学第15任校长,抗争精神也就成了京大的光荣传统。二是务实和求实的精神。京都大学的前身是1869年建立的第三等学校,1897年以第三高等学校的法学部和工学部为基础,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但该校并没有把建校时间追溯到1869年(这样京大建校的时间就提前了28年)。如果在中国,那一定是要攀延的,即使绕过九曲十八弯,也要把校史尽可能地提前,以满足虚荣心。像今天我国某些“百年老校”,除极少数几所外,其他的大多名不副实。这种恣意伪造和篡改校史的做法,是与大学务实求真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例如,我国某大学把创校时间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垦牧公司附设的农学堂,现已发出第一号公告,将于2012年举行建校110周年的隆重庆祝。把当初几所中等专科学校作为大学的创始时间,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专升本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现在不少“百年老校”攀延校史的思路。领导人有了这种浮夸的思想,怎么可能树立严谨的学风呢?

 

1997年京都大学百年校庆时,一位台湾作家正好到京都度假,乘兴到京大游览,一睹百年校庆风采。令这位作家吃惊的是,整个校园没有华丽的布置,也没什么庆典,仅在一张简陋的海报上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将京都大学与我国大学豪华的校庆对比,就不难解释京大获得众多诺贝尔奖的原因,也由此说明了我国大学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因为京大追求的是高深的学问,探求真理,有传统的抗争精神;而只比京大晚一年建校的北京大学,如果不秉持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不从根本上革除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歪风,恐怕再用一百年的时间,也仍然达不到京都大学今天的成就。

 

我国大学仅有百多年的历史,在解放前没有兴师动众的校庆,在上世纪80年代,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搞豪华校庆的作派。很显然,我国大学校庆热是与大学合并、升格、改名、“建一流大学”、扩招等浮躁和浮夸风相适应的。据报道,北京还创办了一份《中国校庆报》,各媒体关于校庆的广告和宣传报道,对校庆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绝非像有些人所说,中国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校庆文化,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歪风,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那么,为什么大学校庆在我国会如此之滥呢?我以为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是形式主义歪风作祟。形式主义在我国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有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源。在文化上主要是方块汉字所体现的象思维方法(仅从形式上看问题),思想上主要是受唯意识形态论的影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告诫:“要防止形式主义误党误国。”他还尖锐地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大学改名、合并、升格等浮夸风,都是追求形式主义造成的。在英文中,university与college都是指高等教育机构,显示不出大小与高低之分;而在中文里,大学与学院就有大小和高低之分了。于是,除了受到歧视的民办学院,一哄而起把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可是,在国外诸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威廉与玛丽学院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等,都是世界顶尖的大学,谁也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需要将学院改名为大学。形式主义害死人,我国大学出现的混乱局面,不就是追求形式主义造成的吗?

 

现在大学的校庆热,也是一股形式主义歪风,只要看一看各大学搞校庆的老套路就一目了然了。都要发几次广告,都要搞倒计时,都要请名人和高官捧场,举办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或高峰论坛),拍摄专题宣传片,印制豪华画册,制作精美礼品,借机大肆吹嘘学校的业绩。遗憾的是,我国大学尚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更没有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否则便要把牛皮吹上天了!

 

其次是受政绩观的驱使。为什么庆祝了50周年校庆又要举行60周年校庆呢?离百年校庆已不遥远,为什么又要举办90周年校庆呢?原因是当政的大学领导们,受到任期制的限制,等到百年校庆,他们已不在其位了,故利用90周年宣传自己的政绩。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明眼人都能猜透他们的心态。古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绝对需要的是殚精竭虑地做事,一所名校都是集一代又一代学者心血而成,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绝

非一人之功。那些醉心于搞“形象工程”,以建立个人政绩作为高升阶梯的官员们,与“成事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相比,显得多么渺小!

 

第三,财政上的大锅饭体制。这也是导致豪华校庆的原因之一。在我国高校体系中,公立大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它们都靠国家拨款。这是一个大锅饭的财政体制,办学者们既不需要筹措经费,使用经费也不受董事会的制约,可以一掷千金举办豪华校庆,即使举债办校庆也在所不惜,反正都是国家为其债务买单。我国大学2500亿债务,就是这种大少爷作风造成的,这难道不需反思和追究责任吗?

 

第四,是在抓教育改革上的不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成堆,群众怨声载道,为什么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育领域的改革?说到底,这是当今大学领导者在教育改革上不作为的表现。我国有句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把这话延伸一下:内行抓门道,外行抓热闹。举办校庆就是一项热热闹闹的活动,只要有钱、有人,不愁搞不起来;抓教育改革就不那么容易了,需要富有改革精神,要懂得教育的规律,要深入调查研究,要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试点,还必须面对改革失败的风险。搞校庆活动既不能提高教学质量,也不能提高学术水平,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事,正因如此,国际上崇尚务实求真的国家少有举办校庆活动的,而追求形式主义的敝国高校,才对大操大办校庆趋之若鹜。我国大学的领导者,至今没有意识到校庆泛滥的问题,还在互相攀比,这是非常可怕的!

 

有鉴于此,我国大学校庆热必须降温,尽快回到常态。国家应通过高等教育立法,或由大学管理章程规定,只能50和100年(以后类推)才能举办校庆。大学的校庆必须围绕着学术开展,重在反思学校工作的错误和失误,倡导开展各类学术争鸣,广泛听取师生和校友的批评与建议。在平常年份,把校庆日变成开放日和接待日,成立一个接待组,接待回校参观的各个时期的校友,引导他们参观和寻师访友,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我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既可以恢复实事求是的学风,又能使校庆有利于学校的建设,何乐而不为呢?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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