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新文化与新教育

 

作者|雷 颐  发表时间|2009-05-04  来源|经济观察报

 

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年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直到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但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关于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这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认的“中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届年会中都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教育部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希望联合会赞同教育部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会议很难继续下去。

 

这时,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他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教育部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如果双方彼此这样打官腔,无法对话和沟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方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会员的赞同,但有些激进者仍不满意。一位浙江的许姓代表仍上台大骂教育部:“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现在的教育总长、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诸位听……”于是他在台上大骂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也只能坐在台上静听 (《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这是当时民主的反映,还是政府权威的阙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骂教育部、教育总长和次长当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专门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衷修正案。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直到现在我国依然实行这一学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

 

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高潮的1918年初,他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规范化、城市化办学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代表的《新青年》上。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中国近三十年间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却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也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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